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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我想,我是知道崇拜瓦格纳的那些人的,我已经验过三代这样的人,从以往那位把瓦格纳与黑格尔混合在一起的布兰德尔到现在这些把瓦格纳与他们自己混在一起的拜路特新闻界的理想主义者。从那些‘美好的心灵’那里,我听到过各种关于瓦格纳的自白,那些群众真够使你毛发倒竖。可怜的瓦格纳,他已经走到一种什么地步了?但愿他已经沦入鄙贱人们的手中,可是,他却沦入德国人手中!总有一天,为不启发后代人,他们确应充满一种真正的拜路特作风,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在精神上保留拜路特作风——因为这正是缺乏的东西——而附以下面的话:‘日耳曼帝国所赖以建立的精神典范’。”由此可以看出,尼采与瓦格纳绝裂主要是因为瓦格纳向德国文化作了妥协,使尼采对瓦格纳寄予的厚望成了泡影,这让尼采无法容忍。

  1876年11月,尼采在索伦托偶然遇上了瓦格纳,这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瓦格纳当时正热衷于创作剧本《帕西法尔》,并对参与宗教活动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他热情地向尼采吹嘘自己,但尼采对他十分冷淡,因为尼采在瓦格纳身上看不到一丝宗教信仰的诚实,他认为瓦格纳的行为只是大人物虚有其表的演员般的行为,是一种戏子作风。

  这一次分手后,瓦格纳又亲自给尼采寄来了他的剧作《帕西法尔》,但是尼采仍然未对瓦格纳自认为的得意之作表示丝毫兴趣。他在给一位朋友瑞哈特的信中这样评价道:“昨天瓦格纳把他的新作《帕西法尔》送给我,初读的印象是它倒像李斯特而不像瓦格纳本人的作品——充满了反改革的精神。对于像我这样习惯于希腊式的普遍人性视野的人看来,这剧本是太基督教化了,太狭窄了。里面充满了种种奇谈怪论,没有骨肉,而有太多的血水(尤其是最后晚餐一幕简直是血淋淋的)。我也不喜欢歇斯底里的女主角语言好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但是那种场合和表现方式——岂不是极高尚的诗?岂不是把音乐发展到了最远的限制。”

  作为对瓦格纳寄来《帕西法尔》的回报,尼采把自己写的一本新书《人性的,太人性的》送给了瓦格纳。在这本书里,尼采对瓦格纳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只是没有点出他的名字,他说“这位艺术家像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自己提出了要使人性幼稚化的任务。

  这是他的光荣之所在,也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他认为天才人物容易误认为自己是超人,因此,一位名人如果不去用自我批评来自我约束就会逐渐变得不负责任。

  瓦格纳的夫人科茜玛收到尼采的书后大为不满,她说这本书她只读了几页就发现尼采已经把她长期以来所反对的东西作了登峰造极的发展。瓦格纳本人收到这本书后,更是恼火,他专门给正养病的尼采寄去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在文中瓦格纳不指名地大肆攻击《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以报复尼采对他的攻击。但是尼采并不在意,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已不愿再和瓦格纳交往了,他在送给瓦格纳《人性的,太人性的》书上就写过这样的话:“朋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结合我们。我们所走的路子完全相反,但只要有一个人足以使别人的方向获得进展,我们就会彼此觉得快乐异常于是我们俩人像并排的树一样成才。我们彼此友好,才能不受压抑地成长。”

  尼采终于彻底地与瓦格纳决裂了,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为他已完全摆脱了瓦格纳的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大转折。自此,尼采逐渐地走向他自己,开始创造出自己的天才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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