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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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于是，英国军官试图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并尽量使用非洲人能听懂的词语：“你看，一个部族去统治另一个部族是不好的。每一部族应该统治他们自己，那才是公正的。德国人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统治意大利人，法国人统治法国人。”当然他不会提英国人，亦没提南非白人，但非洲人是明白这种关系的。一位非洲士兵给他朋友写信时说，“我们所有在海外服役的士兵即将带着新思想返回家园，我们已得知我们是在为什么而战，是为‘自由’而战。除了自由，别无他求……”然而，当他们凯旋而归时，等待他们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种族歧视和白人优越感的不平等的世界。很多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勇敢地投身到这场黑人民族解放运动之中，曼德拉的好朋友，“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杰克·霍奇森就是其中的一个。　　曼德拉参加非国大后，积极投入到实际斗争中。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天生的领袖气质很快吸引了周围的人。虽然他已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正在攻读律师专业，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却是在与西苏鲁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理论家们讨论时和在实际斗争的观察中才逐渐明白。最明显的是关于土地、劳工和赋税三者的关系。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听到过部族老人讲起欧洲白人为侵占科萨人的土地挑起的争端和科萨人发动的9次反侵略战争。在皇家矿业公司当警察时，当他看到矿工那种艰难的日子和非人的待遇时，亦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为什么非要当矿工呢？不要给白人干，自己回家种地养牛不一样活吗？”他不明白为什么矿工“自讨苦吃”。现在，他明白了南非资本主义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有机关系。　　如果说，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白人还只是把南非黑人看作是在“殖民地”或“共和国”边境地区骚扰的外来者，白人对黑人土地的侵占还只具有原始积累和自发剥夺的性质；那么，钻石和黄金的发现则使南非的历史整个地改写了。从此，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直接与迫使非洲人为矿产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挂上了钩。1894年开普殖民地实施了一种新的法律，规定对“强壮成年男子”征收10先令的现金税。当时任开普总理的谢西尔·罗德斯大言不惭地表示，这样就可使农村的黑人劳动力摆脱懒惰和闲散，还会报答“我们英明仁慈的政府”。非洲黑人为交税就不得不外出去挣现金，而在矿山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离乡背井的强劳动力很快就被金矿公司吸收了。当然，如果他们交不起赋税，或公开抗税，其结果也是成为劳动力——服苦役的囚犯，这样的下场当然更惨。　　大部分的南非矿产公司就这样找到了劳动力。首先剥夺黑人的土地，其次制定交现金税的法律，最后使矿井得到送上门的劳动力。而这种不须暴力强制就能得到的劳动力使矿产公司得以把工资压到最低水平。这些公司最先是从南非得到劳动力，随着深矿层的开采，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它们开始从所有邻近地区招募单身男工，合同期为一年；最后它们发展到从南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招收契约劳工。这种流动劳工至少在三个方面使矿业公司得利。第一，因为是流动劳工，矿产公司根本不用为他们的健康或其他的社会福利负责，这为公司节省了一大笔开支。第二，公司亦不必为这些劳动力的再生产（即这些劳工的家庭开支和为生育下一代所需费用）提供任何费用。第三，这种流动劳工制还可加强对工人政治活动的控制，使工会难以成立或维持。　　在这些讨论、辩论和学习活动中，曼德拉结识了一批南非各个民族的先进分子。据奥立弗·坦博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我们可从来不是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从不跳舞，难得看一场电影，尽是开会、讨论问题，每夜如此，每个周末亦如此。”他们或聚集在某人家里，或在办公室碰头，彼此交换看法意见，又力图说服对方。当时，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在伊斯梅尔·米尔的房子里聚会，他们中间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共产党人，而曼德拉则可说是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代表。　　米尔出身于一个印度人家庭，父辈信奉伊斯兰教。米尔是一位法律系的学生，相貌英俊，态度和蔼。他当时正负责组织消极抵抗运动并担任报纸《消极抵抗者》的编辑。自从他父亲在1930年的经济萧条中破产后，他饱尝了穷孩子的滋味。从懂事时起，他开始对老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一味与白人政权合作的做法表示不满。当时的印度人大会也确实被一批保守的工商阶层把持。通过与费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接触，他慢慢倾向于共产主义，并认为共产党是惟一的泛种族的政党。他的几个朋友中包括辛格——一个激进的法律系学生，鲁思·弗斯特——一个出身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女左派。曼德拉通过米尔的这些左派朋友，也开始对共产党有所了解。　　然而，曼德拉对共产党的哲学是不拥护的，这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他坚信非洲酋长制，认为这才是符合非洲人的制度，而共产党要打破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使他难以接受。有一次他表示，“我觉得这种哲学（指共产党的哲学——著者）威胁着要推翻这种制度，而对于非洲人来说，我们则应该保持。”其次，曼德拉是在一个严格的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被认为是反基督的，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再次，则是南非共产党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的政策。达杜博士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南非共产党人。在战争初期，他极力主张非欧洲人不要卷入战争，因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当时这种立场博得了非洲黑人的热烈赞扬。由于达杜的反战立场，他被监禁了6个月。但是后来苏联参战，南非共产党立即改变其既定方针，宣称这是一场“人民战争”，要求全世界人民都动员起来，予以全力支持。这样，南非共产党失去了南非黑人的广泛支持。　　曼德拉最难以接受的还是阶级斗争高于种族斗争、阶级矛盾高于种族矛盾的观点。他认为，南非问题的症结是种族问题，是一个非人性的白人政权压迫和剥削一个处于最低层的黑人种族的问题。在这种政治现实中，奢谈什么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无异于隔靴搔痒，既不能说服黑人群众，更难以调动黑人群众。然而，在后来反对种族主义、争取黑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曼德拉逐渐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这种转变在他于1964年4月20日在比勒陀尼亚最高法院所作的法庭供述中说得十分清楚：① 　　①杨立华编著：《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60-161页。　　“我在1944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年轻时曾抱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接受共产党人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会导致削弱非洲民族主义的观念。在那个时候，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成员，并且是一个提议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小组成员。这个提议遭到惨败。投票反对这个提议的人当中有些是政治观点十分保守的非洲人。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咸立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容纳一派政治观点的政党，而是作为非洲人民的议会，接纳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之下团结起来。我最终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偏见，南非白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老练的非洲人政治家那么欣然地把共产党人当作朋友。但是对我们，这一点很明显。在为反对压迫而斗争的人们当中，相互之间的思想分歧，在目前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支付不起的奢侈。此外，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准备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准备与我们一起进餐，一起交谈，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他们是惟一准备与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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