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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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些青年改革派起草了一份“青年联盟宣言”，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苏玛博士。在会客厅，苏玛的妻子玛蒂·哈尔向代表团讲述了她自己的政治哲学。她是美国黑人，从事的是社会工作。尽管她每天都要与缺衣少食的黑人或流离失所的孤儿打交道，但她始终相信：南非黑人亦必须重复美国黑人的老路，只有通过几十年的耐心等待和经济自助之后，黑人的境遇才能得到改善。苏玛博士回来后，当他得知了这些青年人想组织一个青年联盟未动员群众时，他感到十分不安，“我们不是已经有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吗？”代表团成员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奇怪政策是它根本就没有行动的纲领，既无消极抵抗亦无其他类似的计划。这样下去只会失去群众。苏玛博士的解释是非洲人作为一个集团既无组织又无纪律，如果像青年联盟计划的那样，只能是操之过急；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关心黑人运动的人，行动只能带来暴露和损失。然而，这些青年政治家坚持自己的看法，要求苏玛同意青年联盟的成立并批准他们初拟的纲领草案。在这种情况下，苏玛博士自知拒绝将意味着分裂，只好在仔细审阅了他们的纲领后表示同意。　　1944年的复活节那天，在埃洛夫大街的班图人社会中心，约100多名黑人青年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立大会。这个会议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作所为已引起广大黑人群众的不满，青年激进派正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一组织，有些人主张成立一个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毫无关系的组织；换句话说，是踢开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另起炉灶；另一派则认为应竭尽全力恢复这个奄奄一息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生。　　当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苏玛博士早已注意到了这股激进的潮流，并想方设法掌握主动权。1944年，他主持了一个与南非共产党的联席会议，计划举行一次反对通行证法的抗议运动。大会于5月20日至21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到会代表540名，代表了60多万非洲人。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谴责通过证法，认为：　　1．加紧了对千百万非洲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2．加剧了非洲劳苦大众的赤贫化，促使疾病传播，造成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犯罪，被关进监狱；　　3．在南非各族人民之间制造严重的种族摩擦；　　4．阻碍着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　　5．因此，它与南非各族人民正在为之流血战斗的崇高目标相抵触。　　大会决定在全国举行反通行证示威，发起签名运动，目标是征集100万人在反通行证法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定于1944年8月由一个非洲人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提交政府。然而这次运动并不成功，签名的人不到1万；请愿书拖到1945年6月才送去。这时的代理总理霍夫迈耶拒绝接见，令代表团去见土著事务部长。代表们为抗议总理“拒绝接见代表几百万非洲人的反通行证法代表团一事的不民主作风”，召开了5000人的集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但遭到警察逮捕。苏玛博士为争取人心，决定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他召集了一次大会，提出要举行一次集体烧毁通行证的群众斗争。这使他的批评者对他的这一勇敢决定大为赞赏。不料，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难以就采取何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取得一致意见，这一计划流产了。　　青年联盟成立后，选举了恩科莫为第一任主席，但他的思想被青年联盟成员们认为过于左倾。很快曼德拉和西苏鲁、姆达等提议由伦贝迪取代恩科莫。但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哲学为一些核心成员所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团结更多的人，不能采取排外主义。奥立弗·坦博就认为，非洲主义不过是种族歧视的另一种表现，而民族主义的提法更为妥当。他在辩论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南非黑人中，要求被白人社会所接受的人与要求剥夺白人特权的人一样多；很多受过基督教教育的黑人对一味排除白人的政策难以接受，因为这与基督教义相违背。而民族主义的旗帜则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最后可能接纳黑人为其同盟军的白人。　　曼德拉和西苏鲁则同意伦贝迪的提法。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期望削弱了黑人斗争的决心，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温和的手段。白人中的自由主义者为了缓和矛盾，一味鼓吹温和的改良措施，从而阻止了有效的黑人反对派的发展。非洲主义是唤醒黑人自尊的最有效方法，可以摧毁那种因住在城市白人世界的边缘地带而产生的自卑感。如果提倡多种族形式的民族主义，黑人仍将为白人文化所蒙蔽欺骗。青年联盟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一种有说服力的哲学去动员黑人群众，激励他们起来斗争。恩古邦尼表示：只有将非洲人组织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才有可能实现全民族的理想，否则将一事无成。这种对其他民族的恐惧根源于种族隔离政策，同时也是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产生的一种心理自卑感。一些青年联盟成员表示，如果与印度人国民大会或共产党合作，黑人只会成为他们为达到自己目的过程中的踏脚石。但是，这些担心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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