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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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1950年，马兰政府通过的“人口登记法”和“集团居住法”使种族隔离制进一步系统化。“人口登记法”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种族纯洁”，防止白色皮肤的混血种人冒充欧洲人。这项法律规定，凡年满16岁的南非联盟居民要领取注明所属种族及其外貌特征的身份证。“集团居住法”则是为了划定各个种族的特定居住地。这项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国内任何一个地区为某一种族的居住区，而其他种族的居民应迁出该地区。这项法律却没有规定对于留在该地区的不动产如何赔偿，政府对如何安置迁出的人亦概不负责。与此同时，政府还蠢蠢欲动，为镇压共产党作各种准备。　　为了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种族立法，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和一个混血种人团体决定于5月1日举行保卫言论自由、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迫害共产党人的群众大会，但遭到马兰政府的野蛮禁止。为了回答这一禁令，在5月1日这天，南非联邦的重要矿区兰德金矿的80％非欧洲人矿工拒绝上班。对于这次集会的组织，曼德拉是持反对态度的，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共产党的疑虑尚未消除。　　实际上，在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青年联盟即已决定为反对种族隔离和白人统治地位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并决定首先应组织一次全国性罢工，以一天的抗议活动来反对马兰政府的一系列反动政策。对5月1日的集会，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内部意见并未统一。西苏鲁这时已认识到广泛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并与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当他的两位共产党朋友要求他参与“五·一”集会时，他决定召集一次会议以争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更广泛的支持。　　曼德拉和坦博对此做法很不同意。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应与黑人白人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参与罢工。对这一决定，曼德拉和其他的青年激进派大发雷霆。他一方面与罢工的组织者争论不休，并设法冲击会场；另一方面在青年联盟的杂志《北极星》上撰文，大肆攻击共产党。他的主要理由是：工人是非洲人，他们受压迫首先由于他们是黑人，其次才因为他们是工人。他认为，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这块土壤生长茂盛。　　马兰政府派了2000名警察来驱散集会群众。约翰内斯堡近郊的索非亚镇和亚历山大镇的全体工人举行罢工时遭警察的武装袭击。警察在别诺尼市命令在场围观的群众在3分钟内散开。一位目击者描绘了当时的情况：“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人们慢慢向四面散开，那些没有听到警察命令的人仍然站在原地，互相交谈着。过了不到3分钟，更确切地说，过了3秒钟，发出了攻击群众的命令。警察冲人人群，有些警察用刺刀刺人。他们杀人像杀牲畜一样。警察用刺刀杀人，当人们逃跑时，警察就从背后开枪射击。我可以发誓，这些人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足以引起警察这样的残暴行为。”曼德拉和西苏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到奥兰多组织群众，设法使群众平静下来，并安排人们疏散。这次罢工虽然从规模上而言相当成功，但由于组织不力和当局的残暴镇压，结局悲惨。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　　“五·一”节的罢工给曼德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既通过亲身的体验了解了警察的冷酷无情，又为非洲工人给予‘五·一’节号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动。”这一事件使他真正认识到非洲工人的力量，同时亦改变了他对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的态度。他逐渐认识到，在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残酷斗争中，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单靠黑人的孤军奋战是难以成功的。　　马兰政府对“五·一”节示威的反应是决定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早在1948年，司法部长斯沃特一上任即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在南非的影响。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议会：委员会发现共产主义已成为“国家的危险”。“五·一”节事件后，他立即提交了一个“非法组织草案”，但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镇压共产主义草案”。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长特大权力，他不仅有权宣布任何人为“共产党员”，宣布任何组织为“共产党组织”，而且有权采取各种镇压措施。对被宣布为“共产党员”的人，可予以逮捕，驱逐出境，禁止参加集会和取消议员资格。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报刊，可不予以法律保护，可禁止其活动，并可没收其财产。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又极为随意，它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 　　面对即将于7月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南非共产党于6月20日宣布自行解散。显然，这一条例针对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南非的2000名共产党人，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话来说，它“主要针对着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为了哀悼“五·一”节示威被杀害的死难者，为了抗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5月底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1950年6月26日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　　在号召书中，青年联盟明确地指出，“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任何一个南非人都知道，1652年4月6日这一天意味着什么。当时，一支由3艘荷兰三桅帆船组成的小船队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队航行中途补给站。这支船队由范·里贝克率领于圣诞节前夕启锚出航，已在海上航行了3个多月。在这第一批欧洲移民中有4名妇女，其中有范·里贝克的妻子。随之而来的是所谓布尔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对欧洲人来说，是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过程；而对非洲人来说，则是另一幅情景：欧洲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了牛羊，夺走了土地；1779年，大鱼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区之间的分界线；1809年，第一个“通行证法”通过；1913年，他们的土地被法律剥夺……他们怎能忘记这些？　　6月26日，在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镇以及其他一两个地区发生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地发生部分罢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莫罗卡、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大会的领袖们分赴各省去组织群众，而曼德拉的任务则是协调这种活动。在这次筹备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两个最大的非欧洲人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大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筹集款项活动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中受益匪浅。曼德拉在这场运动中亦彻底觉醒，他一直担心的非洲人会受到其他种族或政治团体控制的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各个种族进步势力的参与使运动声势浩大。他认识到，非洲人自己单干的想法不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实际斗争中亦是不可取的。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后，他开始主动与其他种族的各类民主组织合作。1950年底，曼德拉被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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