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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准备工作十分充分。全国行动委员会发出了一批邀请信，一些白人组织和政党也收到了邀请信。传单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工农群众发出了亲切的邀请：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我们来谈谈这宽广的土地
　　和我们耕耘的那一小块田。
　　我们谈谈没有土地的兄弟们
　　和不能上学的孩子们。
　　我们谈谈赋税
　　谈谈牲畜，谈谈饥荒。
　　我们谈谈自由！
　　我们号召矿工们，
　　煤矿上、金矿上和钻石矿上的矿工们。
　　我们来谈谈黑暗的矿井
　　和远离家人的冷冰冰的宿舍。

　　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克里普敦镇上一个私人的足球场。克里普敦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10英里的地方，是一个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居住的地方。随着会期的临近，这个绿草成茵的足球场被红旗和彩旗装饰得焕然一新。成堆的食品运来了，堆在一个角落，旁边放着一大堆柴火，这些都是为会议期间准备的。大会伙食是由凯西领导的委员会负责。

　　几个月来，凯西为大会的饮食费尽了心机，他从各处收集了各种炊具：锅、碗、瓢、盘。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他还专门准备了一种锡皮碗。这样，代表们可重复使用，而且散会后还可以洗涮干净留着以后用。为了买上便宜的东西，他有时得跑很远。还有一次，他从一位制碗商那里买碗，这位商人极会算计，死活不肯降价。凯西磨破了嘴角，并表示可多买一些，但这位精明的商人仍分毫不让。最后，凯西很大度地作了许诺：“把这些碗一先令一个卖给我。以后当我们在南非掌握政权后我将保证不碰你们公司一根毫毛。”这位白人老板听后很尴尬地笑了笑，最后同意了。

　　1955年6月21日，2884名代表和约700名观察家聚集在会场上。由于管制禁令，许多人不能到会，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担任过总书记的沃尔特·西苏鲁、副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和达杜博士等领导人。会场上红旗飞扬，横幅和标语牌到处可见，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色构成了会场的主色调。在歌声、口号声、喧哗、畅谈之中，这里成了未来民主南非的理想蓝图：黑人与印度人身着民族服装，白人和黑人在兴奋地交谈，有色人与印度人一起喝着饮料……据统计，与会者绝大部分是黑人，但其中仍包括320名印度人、230名有色人和112名白人。

　　在离会场不远的一间房子里，聚集着被管制法令限制的一些领袖人物，西苏鲁、达杜博士、马克斯、卡恰利亚都在场。他们不愿意失去参加会议的机会，尽管不能亲临现场。虽然他们看不到会议进行的具体情况，但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口号声。同时，他们专门安排了几名志愿者，跑步来往于他们的所在地和会场之间，及时报告会议的进程情况。卢图利酋长曾给马兰总理发了一封措辞谨慎的邀请信，但收到的回答则是一批全副武装的警察特别支队成员。

　　下午三时，会议开始。《自由宪章》用英语、科萨语和索托语向代表们宣读：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

　　“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凡不是依据全体人民意志建立的政府，就不能宣称享有正当的权力；

　　“我们的人民对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天赋权利，已被一个建立在不公正和不平等基础上的政府所剥夺；

　　“我们的国家决不能繁荣或自由，除非我们全体人民能兄弟般共同生活，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

　　“只有一个基于全体人民意志的民主国家，才能不分肤色、种族、性别和信仰，保证所有人民的天赋权利。

　　“因此，我们全体南非人民，包括白人和黑人——平等地位的人、同胞与兄弟，通过这个自由宪章。我们发誓将不惜力量和勇气，共同奋斗，直到获致本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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