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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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最后，曼德拉坦然地宣布：“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随后3天的法庭调查和辩护中，曼德拉力挫出庭作证的警察、特务和内奸，还有维沃尔德总理的秘书。他那大无畏的精神，敏捷的思辩能力，论据清楚的辩护词，一针见血的质问和驳斥，给听众席上的观察家和在场的律师界权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站在被告席上的曼德拉俨然是一位刚正不阿的法官，在对实施了近300年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制度进行历史性审判。　　10月25日，法庭判决曼德拉犯有煽动罢工罪和无护照出国罪。曼德拉明确表示，不管判什么刑，都不能阻止他继续为反对种族歧视而战斗。　　11月7日是法庭宣布审判结果的日子。这一天，大街两旁挤满了人群，听众席上也坐满了受曼德拉斗争精神感染的非洲人，温妮和从特兰斯凯赶来的亲戚身着科萨人服装，也坐在听众席上。当身穿民族服装的曼德拉被带进法庭时，人群沸腾了。曼德拉微笑着向群众致意，并高呼：“权力！”人群报之以怒吼：“属于人民！”随后，曼德拉利用就减刑向法庭发言的机会发表了著名的声明。　　他首先简要地介绍了1961年3月的彼得马里茨堡会议和“全非洲人大会”作出的关于罢工的决定。为了使法庭了解他参与罢工的领导工作的动机，他讲述了自己从童年时期就感受到的非洲人的各种影响，以及后来个人政治发展的背景。　　从孩童时代起，他就听部落里的老人讲白人到来之前的和平安宁的生活和科萨人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早期非洲人社会的结构和组织强烈地吸引着我，并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点的演变。”他为自己是非洲人而骄傲，并发誓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人民的自由事业。后来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为坚持其政纲而奋斗。在他成为律师后，更深切地感受到种族歧视政策带来的恶果，他认识到，“无论我们多么出色，多么公正，多么努力地从事我们的法律职业，我们不可能成为检查官、地方法官或法官”。　　在反对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的50年里，非洲人国民大会始终坚持非暴力手段，然而遭到了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曼德拉历数了政府暴力镇压的罪行，并强调了非洲人已开始转向暴力反抗。他警告说，“如果政府方面仍没有明智的表示，政府与我的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装对抗中告终。”曼德拉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坚信南非人民已经觉醒。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无论阁下根据这个法庭裁决对我作出何种判决，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服刑结束之后，我依然会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在我走出监狱之后，我还会继续进行斗争。尽我最大的努力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他的声明以这样的句子结尾：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来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官员。　　最后，法官宣布了对他的判决：五年监禁和苦役。温妮与聚集在街头的人群一边唱着斗争歌曲，一边目送载着自己心爱丈夫的囚车慢慢开走。1962年底，温妮应印度人青年大会的邀请，发表了演说。很快，政府就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她实行管制两年的禁令。禁令将她的活动范围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不准进入任何教育机构，不准参加任何会议，不准发表讲话，不准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会面，甚至不能带孩子去学校。温妮后来曾问及安全部门的头头约翰·克伊兹：“你们在1962年到底是为了什么理由管制我？”约翰·克伊兹回答说：南非荷兰语里有一句俗话，如果你看到一头猪来到你的南瓜地里，那么就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你，那头猪要去啃南瓜了。换句话说，他们对温妮实行管制不是因为别的罪名，仅仅因为她是曼德拉的妻子。　　1963年6月，温妮第一次获准去罗本岛看望曼德拉。经过1500公里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见面了。据温妮回忆，监狱的环境和探监的条件是极其恶劣的：　　他们紧靠岸边盖了简陋的棚子，光线很暗，铁丝网把犯人和探望的家属分开。他们把纳尔逊带到这里。在半个小时当中，我必须一直站在对面跟他说话，没有地方坐。我只能看到他的轮廓。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而白人看守一直站在旁边，确实令人难堪。　　他们能相互见一面，都很高兴，但谁也没有料到，更大的暴风雨将来到他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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