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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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早餐是由圆桶送到隔离监禁所的门口，然后由政治犯志愿小组来打饭。从开门到吃完早饭是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出去干活。在早些年间，我们还可以享受步行到工作地点的奢侈，这样我们可以一路上看到点岛上的景致。但后来他们为了防止我们与其他犯人接触，就把我们装进卡车运到工作地点。　　我们开始工作，不停地干到吃午饭。午饭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饭是用圆桶送来的，我们自己盛，然后坐下来吃，露天，没有桌子，就坐在地上吃，餐具则是一把句和一个铁盘子。下午3点半或4点钟，我们散工了。我们必须回到牢房，在半个小时内所有的犯人都要洗完澡，然后吃晚餐并洗涮餐具，在4点半或5点差一刻的时候又被锁进牢房。这样，看守可在5点准时下班，而下一班看守可准时接班。　　从5点起，如果我们没有获准学习的话，可以在自己的单胖房呆到8点，然后必须上床睡觉。那些允许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水平的犯人可以学习到10点。那些允许修大学课程的则可呆到11点。　　就是在这种单一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始终把他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从被送进罗本岛监狱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率领全体政治犯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为了改善生活待遇和监狱条件，他们进行了绝食、罢工、派代表团谈判和向司法部长写信等活动。1966年7月，当曼德拉等关在隔离监禁所的重要政治犯得知总集中营的犯人已开始绝食，以反对恶劣的生活条件时，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绝食。虽然监狱当局不断用美味可口的牛肉和新鲜青菜引诱政治犯，但曼德拉等人始终如一，一直坚持到总集中营派人与狱方谈判通知绝食结束为止。曼德拉回忆：“这是岛上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他多次代表政治犯向监狱长写信，但监狱长或是长期不露面，或是借口太忙，并警告曼德拉不要代表他人说话。但在曼德拉的一再坚持下，才建立了反映意见的制度。开始规定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讲话，但这种反映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最后，又改进为派代表交涉的制度。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待遇；在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这作为处罚的工具。一些其他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　　为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海伦·苏兹曼夫人出生于约翰内斯堡一犹太富豪家庭，毕业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经济学贸易学士学位，二战后任教于该校。1947年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参加统一党。1959年她与11名统一党议员退出该党，另组进步党。1961年大选时，她是进步党人选议会的惟一党员，直到1974年，她一直是反对南非当局种族主义政策的惟一反对派议员，多次强烈抨击议会通过的压迫黑人的法令。由于她坚持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在70年代，赞比亚、加纳、塞内加尔、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先后邀请她访问。　　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他指出，历史上那些因武装反抗政府而被判决终身监禁的白人都先后被释放。据此，他们这些黑人造反者也应当享受同样待遇。苏兹曼夫人则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和我的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据马哈拉吉回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　　曼德拉以他的高昂斗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前途的坚强信念赢得了所有难友的信任和爱戴。一名自由党党员埃迪·丹尼尔斯曾与曼德拉同关在罗本岛。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到了监狱，政府有两个目的：摧毁我们的士气和让世界忘掉我们。他们灰溜溜地失败了。由于有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我们没有被削弱。他们帮助你，使你坚强起来。”在丹尼尔斯生病时，曼德拉嘱咐其他的难友一起照顾他，而曼德拉自己也经常来看望他，还帮他倒大小便，清洗便桶。难怪他曾充满感情地对曼德拉作了如下评价：　　曼德拉先生是一位善良的人。他能同国王一起散步，也能同乞丐一起散步。我要告诉博塔，他如果同纳尔逊·曼德拉说话，他就是同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而不是同一个狂暴的人说话——他是最和蔼、最诚实、最爱和平的人士之一。　　曼德拉也是监狱内各种政治活动的组织者。由于生活单调，有些犯人只好以聊天来打发时间，曼德拉则不然。他的聊天总是与政治有关，往往是有针对性地找人谈，谈组织之间的关系、难友们的抱怨、针对监狱当局的联合行动等。据难友迈克尔·丁加基回忆，“在所有的政治犯中，纳尔逊是各种讨论的最热心的参加者。他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内部的正式讨论，还与其他组织的成员进行非正式的、双边的或小组的讨论。”为了锻炼自己的思辨能力和辩才，曼德拉还组织辩论，迈克尔还记得有好几次被曼德拉辩得败下阵来。　　从入狱的那天起，曼德拉和难友们从未放弃过逃跑的念头，但最大的困难是大海。一个名叫杰夫·马斯莫拉的难友甚至乘看守不备，将监狱钥匙用肥皂套下模子，并自己想法做了一把开监狱大门的钥匙。1974年的一天，难友马哈拉吉被带到开普敦一个诊所看牙医。他发现，这位牙医自己也有一个亲戚被关在监狱，对政治犯十分同情。更令他惊喜的是，他发现诊所二楼的窗户下就是一条小路，这不正是逃跑的绝妙地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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