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15)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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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纽曼的中国修理工人所干的活，在美国的任何一家都会认为是绝对办不到的。比如，英国总领事普利多克斯·布鲁恩的一辆1937年型的“福特”汽车，它的前方主钢板断了，这辆车也因此无法再用，但在这里他的这些修理工又给他修好了。在昆明的道路上有着成干上万的坑洼，一个坑洼把“福特”车这片又长又薄的钢板给颠断了，在仰光买不到可以替换的钢板，除非他们用在昆明所能找到的原材料造出一片扁平的，5英尺长，3英寸宽，l/4英寸厚的钢板，而且要富有弹性和减震性能，否则，这辆车就算报废了，他们只能买到长的圆钢棒，纽曼雇请的一个姓孔的铁匠，把他的工具搬到修车店开始他的“克难铁工厂”。炭炉是用铁砧、大锤和一个50加仑的空汽油桶改造而成，风箱是用一个空心树干加上推杆做成的，用一个带羽毛的鸡翅膀做气阀。孔铁匠是北方人，很瘦，6英尺高，他带了个助手——他的广东老婆。她又矮又胖，经常当着修车店所有人的面，用两只大奶子喂她那4个月大的孩子，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　　孔铁匠把那根圆钢棒一段一段地烧得通红，然后大声叫他老婆把胖娃娃放下，实际上她是把孩子扔到靠土墙墙角的地方，然后抓起一把15磅重的大铁锤，使出全身力气抡了起来。这样抡锤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在德国是禁止的。她把大锤一下又一下地锤在她丈夫紧紧握住并放在铁砧上的刚烧红了的铁棒上。就这样干了两天，一根圆钢就变成了钢板。看孔先生、孔太太把那圆铁棒弄成扁平的铁板还真有意思。　　终于，给钢板“淬火”的关键时刻到来了。要使这板变得既硬又有弹性，但又不能脆得再次断裂，专家们都说，“没有热处理设备是办不到的”，我也这么想，但技术熟练的孔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事先就在修理店的角落里放了一个又窄又长的槽子，在过去的几周里，让每一个工人都往这槽子里撒尿。这时槽子里已积满了半槽尿水，孔铁匠烧红的钢板在刚到“火候”的时候浸到了尿里，一会又把它从冒蒸气的尿水里拿出来片刻，看着钢板的颜色渐渐暗下去然后再把钢板慢慢地放进黄色的液体里，开始一点点，然后一下子都放进去……，我只是站在那儿看，并摇头，不相信这种方法会奏效。真出人意料，两年以后，这辆“福特”和它的前钢板仍完好无恙，而英国总领事也因此而感到非常满意。　　一天下午，一辆人力车来到我的修理店，一位显然地位很高、衣着不凡的先生（可以很容易地从人力车上比平常更响的铃铛和充气的轮子判断出，乘车者是一位要人）从车上走下来，他是代表云南省民政厅李子侯先生来的，他用地道的英语问纽曼：用一大笔钱作为报酬，能否为厅长检修一下他的崭新的1940年的“别克”汽车？这辆车在几天以前刚从仰光码头运来。“非常不幸，令我的主人万分遗憾的是，这辆新车出了大毛病，厅长都不敢坐它了，发动机的噪音大得可怕，可否请您检查一下这辆轿车，看看能不能修好。”纽曼答应他在第二天上午第一个报警的红球在防空杆上升起之前去看那辆“别克车”。　　那辆为要人乘坐的人力车，很早就被派来接纽曼了。纽曼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膝盖上放着装有工具的竹篮子，被拉到被高墙围着的厅长宅第。这幢房子有一张由锻铁制成的圆月形大门，在他到达前的数秒钟一下子打开了。他乘的人力车拉上了一条铺好的车道，经过一排车棚，在最后一个车棚里停着那辆“出了毛病”的轿车，最大的“别克”。就在它的前头，还停放着一辆流线型的、1939年出厂的绿色、四座的“标致”敞篷汽车，里面装着绿色的皮里子，真美极了！　　李厅长和他的司机在他的中国式的住宅前面等着，当纽曼和李厅长互相鞠躬致意后，一名随从开始为他们的谈话作翻译。李子侯对他能来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然后翻译介绍了司机对汽车的毛病及其症状的看法。司机说，在他几次开着“别克”送厅长和他的家人在第一个空袭警报红球升起来时，穿城而过到城外去的时候，汽车发出可怕的噪音，其他的场合就再没有用过这辆“别克”轿车，李厅长出外活动时，还是坐他的人力车。纽曼建议把车开出去试验一下，由司机驾车表演一下翻译所描述的噪音。李厅长坐在后排，他坐在司机的旁边，在城里开了只有一英里的路程，他就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　　纽曼分析产生巨大噪音的原因有两个：每当汽车陷入昆明大街上慢慢移动着的人群，而且又有行动缓慢的水牛和猪挡在前面时，司机没有把排档换到较低的一档，汽车的发动机因此不得不沉重的工作而发出响声。而这种发动机的点火定时又只适应美国的高辛烷汽油。这两种原因的结合必然要导致发动机发出可怕的声音。他没有批评司机，怕丢他的脸，而是做了惟一实际可行的事：他把这辆“别克”车的点火定时大大地调慢了，具体就是拧紧了一个小螺丝钉，把分电盘的定时调节向后转动，再把螺钉拧松，问题立即烟消云散，车子跑起来发动机再也没有任何噪音了。老实说，这辆车因而马力小多了。但这又有谁在乎呢？　　你要是看到厅长当时的那副表情就好了，纽曼成了伟人，一个在他心目中了不起的人物。当他回到他的府第时，他得到了一笔确实可观的酬谢。厅长注意到了他曾用赞赏的眼光看他的“标致”敞篷汽车，他通过他的翻译告诉他，既然他的“别克”车修好了，他也就不会再坐这辆小的“标致”汽车了。对于他来说，要表达对他的感激，还有什么比把这辆新的绿色“标致”车送给他更好呢？当然，他拒绝了，但毫无作用。　　翻译站出来说，如果他再继续争执下去就是对厅长的不礼貌了。因此，他突然之间在中国有了一部汽车。他也就这样像一只浑身油泥的猴子，突然间成了一辆装着皮椅的敞篷汽车的车主了。但这并不是全部，在他离开厅长宅第时，守门人又给了他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3张崭新的面值为100美元的钞票，两倍于他在“提萨”修车厂工作时一个月的收入。他骄傲地驾驶着他所拥有的第一辆汽车回到了“模范村”。　　第二天早上，纽曼又收到了民政厅长的一封信，是由厅长的翻译执笔，用流畅的英语书写的。信中提到，既然他如此成功地使他的“别克” 　　车得以复原，是否可为龙主席检修一下他那由7辆车组成的车队，这些车是龙主席自己1辆，4个太太和2个儿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　　每人各一辆，龙主席家的车大多是美国造的，儿子的车是小型的英国“奥斯汀”。纽曼把龙主席自己坐的车和一个儿子车的刹车、离合器和油门的踏板，都用木块垫起增加高度。顺便说一句，龙主席的两个儿子开车开得很好。此外，李厅长请求他今后每个月都到他的车棚来检修一下他的“别克”。　　一辆崭新的“别克”，驾驶的最高时速不过20英里，不管驾驶员技术有多不好，在白天有空袭的日子里，每月行程仅三四百英里，是不大可能出什么毛病的，但纽曼还是得小心些，不能让厅长丢面子，他毕竟赠送给了他一份很了不起的礼品。自此以后，纽曼每个月都开着“标致”到厅长家里去一次。一次当他在上午9点钟到达的时候（当时日本人把他们在1941年秋季的轰炸时间从上午10点往后推了），他发现“别克”车已被千斤顶支了起来，四个轮子都垫在木块上，在车底下铺着一块红色的毯子。侍卫们站在一旁准备随时出手相助，当然绝无此必要。厅长是为了让他舒服些。他让人把他的大红竹圈椅，摆在离“别克”车棚100英尺远的地方，他坐在那看他干活，并要确保要他干完活后受到他事先交代部下所应该给他的适当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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