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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留下的人这么少，是一份“海外征兵法”的威胁造成的。这份文件是在十四航空队正式接管志愿飞行大队的前夕，用非外交语言向集合的志愿飞行大队人员宣读的。根据法令，美国人只能在美国国土上应征服役。据说，军政部派了克莱顿·比塞尔准将到中国来，是为了尽可能说服更多的志愿队人员留下来，加入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志愿飞行大队的人都爱他们的“老总”，但不要比塞尔插手，可是比塞尔暗示他有完全的指挥权。志愿飞行大队的人教中国小孩站在马路边翘起中指，对过路的美国人扯着嗓门喊：“PissonBissel！PissonBissel！”（臭比塞尔）孩子们当然不懂这几个英文的意思，志愿队中的人员掀起的这场对比塞尔将军的“亲善”运动，像野火一般在昆明地区蔓延了一两年。

　　有几个志愿队人员回美国后就应征入伍了，绝大多数人员在外国找薪金较高的民间工作，在与美国国防部订有合同的航空公司当飞行员，或者为美国厂商装配坦克、吉普车和卡车，这些车辆是在“租借法案”项下，从伊朗南部沿海运往俄国的。

　　为飞虎队举行告别仪式的日期已订好，飞虎队员们即将离去。福斯公司电影新闻部准备把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拍摄成电影，那些志愿留在中国的人员和当时为交接工作决定多留两星期以协助陈纳德将军的人员编成三个排，以两架漆着鲨鱼头的P—40战斗机作背景，虽然纽曼从没有受过任何美军的基本操练，但仍被说服去充充数，捧个人场。

　　他的伙伴们和他都知道美国军队的口令和德国的相似，动作也差不多，陈纳德为了保险起见，把他排列在一排人的中间。他们告诉纽曼，“不要怕”，“当叫出预令时，你旁边的人会告诉你怎么做”。每一个军事操练的口令都分为两段，前面的“预令”是告诉你将要做什么动作，几秒钟以后再发“动令”，那就是行动的时间了，纽曼站在那里还是有点紧张，当喊出“散开”口令时，有的向前，有的向后，有的向左，有的向右，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中央。这样做还差不多，接着又听到叫“向后……”口令，这是向后转180，他旁边的一个兵提醒他，三秒钟后叫出“转”字时，就应该立即转向后。最后，动令喊出来了，他也转了，不过美国和德国执行这个口令的方法就不一样了，他转身向左转到180度的四分之三时，突然发现别人都是按美国规矩往右转的，他没有将错就错，而是用左脚跟转去，然后再按美国方式向后转，福斯公司只好把这段珍贵的新闻影片剪掉几英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美国的军事操练。

　　1942年7月4日傍晚，在桂林军营，飞行大队医官杰特里点着昏暗的油灯的办公室里，纽曼宣誓加入了美国陆军，当一名中士。他们给他一块“模压”的小金属牌，这种金属牌是挂在士兵的脖子上，用来鉴别身份的，叫“狗牌”。他的狗牌上刻着ASN10500000（Army SeriaL Number）军籍号码，他们告诉他，1代表士兵，第一个0代表无地区（美国分九个地区，用1～9来表示），而他号码中的5这个数字，只是为了使编号看起来更真一点，随便编上去的，不然的话，陆军兵籍编号10000000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他在两张文件上签了名，纸上印的小字连看也没看，因此也不知道一张文件上写着：“为防备被德军俘虏，我只能在日本前线服务”；另一张文件上写着“身为敌侨，我没有资格被任命为军官，被授予勋章，我甚至没有资格进入美国”。

　　一个星期以后，他被提升为上士，后来又升为中队军士长，这是军士级中最高阶层了。纽曼在14航空队开始服务，在第76战斗机中当了机务长。第23战斗机大队有3个中从，第76中队是其中的一个中队。23大队由原飞虎队的35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第一任大队长是罗伯特·李·斯各特上校（他后来写了《上帝随我同飞》这本书），他不是飞虎队员，陈纳德将军是他的上司。尽管我们已是正规的美国航空队的一部分，供应却仍然极少（北非战事截留了很多运往中国的物资），日军到达滇缅公路的西端以后，立即封锁了滇缅公路。此后，除了从印度东部阿萨姆飞越20000英尺高的喜玛拉雅雪山的低峰（有很多山峰超过23000英尺），运来一批物资外，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绝了。一些飞机飞离印度的阿萨姆以后就再也不见了。在几乎终年都是气候恶劣的情况下，他们飞进去后什么也看不见，撞到山峰便坠毁，因此，更增加了补给的困难。

　　在美国航空队中国特遣队里，分配纽曼的第一项任务，是摸回到已撤退的桂林前线基地，修好原志愿队用的三架P—40战斗机，使它们能飞到后方去。他和一名军士从天不亮干到黄昏，天天如此，终于把这三架飞机修好了。最后一天，中国基地司令为他们俩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晚会，还请来了一位年轻美丽的韩国姑娘安吉拉·艾。安吉拉三年前从汉城逃到上海，又从上海逃到香港，最后又从香港逃了出来，她每次总能在日军到达之前离开险地。安吉拉像许许多多的难民一样，步行了200英里，穿过无数田野山丘，才到达安全地区——美国空军前进基地，她父亲担任过韩国驻柏林的大使，她叔叔是韩国首相，1942年被日本人杀害。安吉拉会说流利的德语，几个月后，她救了纽曼的命，纽曼后来和她成了知交。第二天，他和军士就到云南昆明他们的主要基地去了。

　　中国政府从纽曼这里得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作了十分周到的安排。由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给他母亲去了一封电报。电文说：“中国政府将荣幸地欢迎一位帮助中国的人的母亲前来中国。”他母亲先取了份德国旅行护照，1942年10月，她先乘鲁汉沙航空公司飞机从柏林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车沿中俄边界到达阿尔玛·阿塔，再在那里搭乘欧亚航空公司（鲁汉沙航空公司的子公司）的飞机到达昆明，途中在新疆的哈密停了一夜，到昆明时，她像往常那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

　　由于纽曼加入了美国航空队，他的老邻居陈纳德认为，让他母亲一个人留在战火弥漫的中国不安全，他向纽曼建议，让他劝他母亲乘一架运输机飞越驼峰，然后从孟买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开罗，从开罗乘火车，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耶路撒冷。自1943年起母亲就一直在耶路撒冷和他姐姐一起生活。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后，母亲到了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她生前遍游了欧洲和中东地区。

　　4.拼装日制“零式”战斗机

　　1942年10月的一天，在昆明我们中队机库里，纽曼和一批刚来的美国兵站在一架P—40飞机的机翼上，他正在讲解对作战飞机如何维修，以及与在美国课堂所学的差别时，高个子中校布鲁斯·凯·豪洛威（战后他成为了美国空军副总司令部的四星将军）大步走到机旁，对着他说：

　　“纽曼，老总要立即见你。”

　　从机库到陈纳德将军的办公室大约只需3分钟。到了那里后，将军说：“纽曼，我们搞到了一架很好的零式战斗机，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面日本人占领的海滩上捡获来的，他们把飞机拆卸后拉到内地来，他们说是把弄到的所有东西都通过日本封锁线运过来了，但恐怕有不少零件被损坏或丢失了。我们在过去9个月中打下的很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一定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零件。这儿有一张图，残骸所在地地点都标在上面了，你们要设法拼装出一架零式战斗机，先试飞，然后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抗比较。你看如何？”

　　纽曼一时语塞，千头万绪涌入脑中，德国人、军士、最有名的、神秘的、令人羡慕的日本零式战斗机。他还没有来得及答复，老总又说：

　　“能使这样一架该死的飞机飞起来，对美国来说是极重要的，除你之外没有人能办得成这件事。”

　　“谢谢。长官！”纽曼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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