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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1956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意让德国人重建1945年被摧毁的空军。一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空军最高将领组成的小组，陪德国国防部长弗朗斯·约斯福·施特劳斯博士访美，准备选择战后第一批战斗机，并要订购一大批。结果德国人中的飞机所装配的无论是单发动机还是双发动机，都是通用电气的产品。在他们参观辛辛那提那天，美国国防部长和商务部长同德国人一起，到纽曼在俄亥俄州的会议室听取关于发动机的介绍。介绍图表是德国人写的，纽曼用他们的语言做了技术和销售方面的介绍，当时可搞得他狼狈不堪，因为他对德文已经很生疏了。在1956年时，德文里已经有许多喷气推进方面的技术词汇，可是在旧时的德文里却还没有。德国人走后，杰克·帕克亲热地拍着纽曼的肩膀说，从前我们只知道你不会说英文，现在我们还知道你连德语也说得不怎么样。

　　1958年10月，纽曼被调回他开始服务的老地方——马萨诸塞州的林恩市，接替了杰克·帕克于1953年创建的小型飞机发动机部门的职务。

　　他们称其为SAED（Small Aircraft Emgine Department），主要从事用于教练机和轻型战斗机上的喷气发动机和直升机上类似喷气发动机的燃气涡轮机的设计。这一部门在1955年帕克去俄亥俄州当分公司总经理后，已陷入管理混乱的困境。在纽曼到职一个月内，从SAED接收来的10位经理中被他换掉了8位。除此以外，为挽救一蹶不振的经营状况，还裁掉了25％的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工人。因为公司的经营费用已超过承接合约所签订的金额，他的人事经理鲍帕·麦尔斯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他们要裁掉一千多人，他建议“要干就一次了断”，这种棘手的事不要零敲碎打，最好让被裁减的人早知道这个坏消息，以使他们能及早去找到工作。

　　为了使全体员工能有一种“气象一新”的感觉，纽曼把上班时间从上午8点提早到7点30分，并提前30分钟下班。上班时间提前，造成了一种紧迫气氛。由于工厂内自动食品贩卖机前的队伍排得太长，尽管到处是警告牌，咖啡还是往地板和楼梯上洒，于是纽曼便命令撤掉了所有的食品和饮料贩卖机。尽管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罗夫·考汀纳本人曾专门给他打电话，警告他为此可能造成罢工，但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他还着手鼓励外面的生产工厂同自己的工厂竞争，如果他们的生产经理竞争不过外面的工厂，那么他就自动地失掉为他们发动机生产零件的机会。

　　林恩厂是公司第二个最老工厂，许多很糟的工作方式在这里根深蒂固，几十年不变。难以对付的劳工与坚强的主管人员之间迟早要摊牌，没过多久就真的发生了罢工。纽曼主持期间发生的第一次严重的罢工是在1960年。罢工的第一天，纽曼就感到惊愕与愤然，特别是对通用电气在林恩的职员、该市的警察、报社记者和当地人们那种若无其事的态度。

　　所有这些人都对通用电气的职员不敢跨越示威线的做法视而不见，他听人说，林恩这里从来没有人那么干的。当开始威胁罢工时，他讲得很清楚：“这个工厂还要开工，谁不上班就休想拿工资。”就这句话！再也没有这样直截了当了。当罢工开始后，林恩的警察对群众罢工纠察队封锁工厂大门的非法做法无动于衷，后来他们通过法院下了禁令，解除了工会封锁工厂大门的做法。

　　工厂大门确实是敞开的，越来越多的非工会会员的雇员、工程师或秘书，驱车或步行穿过叫喊和讥嘲的罢工示威线，进入工厂，纽曼每天都在厂内礼堂召集回厂上班的人们开会。有几个参加工会的工人也想回厂上班，但又怕他们的同伙，所以他们就藏在别人的后车厢内，开车通过了纠察线。一周后，非工会人员的出勤率超过平时没罢工的平均数，96％的没有资格参加罢工的人都来上班了。纽曼在家里还接到不少个人打来的电话，都是忠于通用电气公司不想罢工的工会工人，他们宁愿违反工会的规定，要求与他会面。星期六和星期日，在他存放游艇的码头上，“偶然”地碰到了一个工会的头头儿，他要求“非正式”地同他谈罢工的事。工厂主持人在罢工一开始就占了上风，工人们都深知这一点。

　　当示威的人们开始割破进工厂的汽车的轮胎时，一些工程师自愿地组织起来。在厂内为汽车更换割坏的轮胎。新轮胎是由包来的直升飞机和附近的撒格斯河上用汽艇运进来的。由于纠察队划伤了没参加罢工雇员汽车的挡泥板和车身，他们还承诺在罢工结束后，由公司出钱为他们的车重新喷漆（纽曼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老车、破车开进了工厂大门）。

　　一天清晨4点，纽曼接到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所有工厂入口路面都被洒上了沥青，并在上面粘上了成千上万个钉尖朝上的大图钉，这些钉子毫无疑问地会扎破驶过沥青的每辆汽车的轮胎。他和几个同事清晨5时，就从后门进入通用电气的工厂，他们装了一卡车砂袋，并倒退着把车开到示威线，打算把砂子撒在钉子上面。示威队员们站在几尺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他们忙。他们忘了带刀子割开缝着的口袋，纽曼就问示威队员谁能把刀子给他。真有两个人在他们伙伴的欢呼和嘲讽声中向他走来，“给你，纽曼先生……”

　　钉子事件发生两个星期后，他们向所有没有参加罢工的员工分发了领带夹和耳附，上面装着罢工者使用的钉子。虽然纠察队员们吵吵闹闹，但他们都是好人，大多数都愿回来工作。当纽曼开车沿着纠察线走过时，许多人向他表示说：“我们是想工作的，只要我们能。”几个星期后，许多罢工者的妻子对丈夫坐在家里厌倦了，妇女们在工会大厦组织游行，要求他们停止罢工。

　　在罢工的六个星期中，他们学会了没有工会工人也能照常工作的方法。监督人员也来生产零件和组合发动机，也学会了如何缩短施工过程，减少人员，进而提高效率。当他们的试车台又重新喷出白色雾气时，工厂栅栏外的纠察队员们看到他们的秘书们又一次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风云一时的“铆钉女工罗茜”。她们在接受工厂监工对她们匆匆的训练后，就身穿汗衫、长裤，开始操作车床和焊接零件了。罢工遂告结束，“老林恩厂”的陋习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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