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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里根深信“共产主义者正从好莱坞的岩缝中爬出来”，因此他参加了弗雷德·施瓦茨医生组织的“基督教反共讨伐大会”。施瓦茨是“争取自由的美国青年”等右翼组织的顾问成员，掌管过劳埃德·赖特旨在取消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托马斯·库切尔的参议员资格的活动，还支持过“约翰·伯奇社团”成员、国会议员约翰·鲁斯洛。

　　由于白宫掌握在一个民主党人手中，里根的演讲把许多右翼共和党人煽动起来了，这些人当时每年向极保守派组织提供的捐助多达1400万美元。对里根雄辩的口才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那位保守主义的岳父大人。洛耶·戴维斯坐在菲尼克斯商会的听众席上听着里根对“赤色入侵”的愤怒控诉，认定他的女婿应该争取选任公职。但是里根还在犹豫不决。1962年他曾放弃过竞选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参议员和州长职位的机会，去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同埃德蒙·“帕特”·布朗竞选州长，结果尼克松失败了。

　　里根的政治叫嚣越来越刺耳，致使通用电气公司对使用这样一个同极右翼分子打得火热的发言人感到不安。公司的一个经理去找他，建议他把演讲的内容限制在推销通用电气公司的产品范围之内，但是里根却不予理睬。他说：“现在，听众希望听到的是我8年来一直讲的那些问题，我不可能走到他们面前，突然挺起胸膛向他们兜售电烤面包器……要么我根本不为你们演讲，要么我们取消电视节目，你们另请高明。”

　　几周后，即1962年2月，一位美国联邦法院的执行官来到了“通用电气剧场”拍摄现场。他递给里根一张传票，要他提供他和他妻子的纳税记录，并要他就担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期间批准美国音乐公司的弃权声明书一事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联邦法院在调查美国音乐公司的垄断权时，同时对里根在批准总括弃权声明书时接受贿赂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法院并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对他进行指控，但是宣传媒介却对大陪审团的参与作了广泛的报道，使里根非常难堪。

　　里根发誓说，他之所以同意批准弃权声明书，仅仅是因为电影演员们在1952年时日子很不好过。“我认为在当时那种严重的失业状况下，美国音乐公司弥补了提供就业方面的一大空白。”他作证说。

　　几天之后，通用电气公司解雇了他。在此后的两年中，他一直没有工作。后来，他那个在麦卡恩·埃里克森公司担任广告经理的哥哥从《死谷的日子》电视节目的赞助人手中为他弄到了主持人的工作。1962年7月10日，司法部提出一项民事诉讼，指控美国音乐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同时指控罗纳德·里根担任主席后的电影演员工会为同谋。由于美国音乐公司放弃了人才代理业务，这一诉讼案根本没有进行审理。两个月之后，“通用电气剧场”停播了。

　　在经历了诉讼案带来的痛苦之后，里根继续进行专职政治演讲，并且每次都对肯尼迪当局进行恶毒攻击。虽然极右翼分子对所谓“新边疆”很蔑视，但全国大多数人却不然，他们被这位具有贵族气质的年轻总统和高雅迷人的第一夫人以及他们那两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嬉笑蹦跳的可爱孩子陶醉了。整个美国都迷上了肯尼迪一家人，迷上了他们的宠物、他们喜爱的触身法橄榄球赛以及他们的白宫晚宴。全国上下如饥似渴地打听着有关这个美好迷人家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的希科里山罗伯特·肯尼迪家中的游泳池中戏水啦，他们像王公贵族一样坐在总统游艇《霍尼菲茨》号上在海恩尼斯港兜风啦，等等。约翰·肯尼迪用他自己的魅力和盖尔人的欢快精神征服了全国，惟独极右翼分子不为所动。

　　当这位46岁的美国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遇刺身亡时，美国之光泯灭了。在那个周末，悲痛欲绝的人们拥到电视机前，呆若木鸡地观看着一次又一次重播的林登·约翰逊的宣誓就职仪式；杰奎琳·肯尼迪穿着溅满鲜血的粉红色“夏内尔”套服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下停放着覆盖国旗的棺材，供人凭吊；缓缓行驶的灵车，那匹没有骑士的黑马和那双靴尖向后的马靴，表示着它那死去的领袖再也不能骑马奔驰了；还有在前往阿林顿公墓途中，最后一次走到父亲遗体前致以最后敬意的那个小男孩。

　　“我是家里惟一一个坐在电视机前观着刺杀事件后全部新闻的人。”当时11岁的帕蒂·戴维斯说。

　　举国上下沉浸在沉痛哀悼的气氛之中，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世界各地纷纷下半旗致哀；航行中的船只向海中抛下花圈；在伦敦，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在“老维克”剧院中断了正在进行的演出，请全体观众起立，让乐队奏起了“星条旗之歌”；在内罗毕，肯尼亚武士们举行了传统的哀悼仪式；在西柏林，成千上万人手捧点燃的蜡烛聚集在一起；在雅典，交通在高峰中突然停滞下来；在莫斯科，尼基塔·赫鲁晓夫夫人含着眼泪在美国大使馆的哀悼簿上签名。

　　在好莱坞，小山姆·戈尔德温决定星期天晚上在家中举行个人悼念活动。一位应邀的客人问，她能否带制片人弗兰克·麦卡锡一同前往。弗兰克在几周前接到里根夫妇的邀请，并已邀请她一起去参加这天晚上里根的晚会。

　　“我敢肯定，由于总统遇刺里根夫妇会取消晚会的，你说是吗？”这个女人问道。

　　“哦，我无法想象他们会按计划举行晚会。”麦卡锡说，“我给南希打个电话问问吧。”

　　里根夫人对他打来电话感到惊讶。“天啊，”她说，“我们为什么要取消晚会？就因为约翰·肯尼迪死了吗？别犯傻了。晚上7点我们等你们。”

　　弗兰克·麦卡锡和他的朋友虽然对在那样一个周末参加晚会感到不安，但仍然按时来到了里根夫妇的家。当南希打开门时，他们感到震惊。“不要讨论那件事，”她嘱咐他们，“我的意思是，别讨论任何与它有关的事情。”

　　他们走进屋里，看到好莱坞那些死心塌地的右翼分子围坐在酒台旁，一个个开怀畅饮，额手称庆。两人看着约翰·韦恩、罗伯特·泰勒和罗纳德·里根一帮人觥筹交错、仿佛他们的世界没有受到丝毫震动的样子，深感不安。几分钟后他们就告辞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肯尼迪估计到巴里·戈德华特会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与他一争高低，到达拉斯去时衣服口袋里还装着一份他活着时没有来得及发表的演讲稿。他在这份讲稿中阐明了他的温和主义同他所说的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的区别。他嘲笑那些把“言辞同现实”混为一谈的人们。他在这之前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他们总是以怀疑的目光看待自己的邻居和领导人。他们提倡所谓‘马背上的人物’，因为他们信不过人民。他们认为我们的教堂在卖国，我们的最高法院也在卖国，我们对水的治理也是卖国……他们不愿正视外来的危险，却相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国内。”

　　里根正是抱着这样一种信念的人。这些信念激励着他去进行政治演讲，这些演讲又使他进一步成为保守派头面人物的宠儿。这些人包括旧车商霍姆斯·塔特尔、石油商亨利·萨瓦托里、钢铁大王厄尔·乔根森和杂货店大亨贾斯廷·达特，正是他们恳求里根去谋求政治职位。

　　“人们总是要求罗尼竞选国会议员、参议员或州长，”1963年南希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社会生活，不过这倒可能使我免于同他人合伙使用汽车的烦恼。”

　　由于她对事业的追求，她当时的生活是既要同他人合伙使用汽车，又要忙于拍片。“在好莱坞，越来越多的妇女把做妻子和母亲放在第一位，但只要她们能得到好的角色，又会立即签合同、奔向化妆室，我就是她们中的一个。”她说。她为克雷斯特牙膏拍过商业片，在1953年至1963年间参加过14个电视专题节目的演出，其中有“施利兹明星剧场”、“车队”、“迪克·鲍威尔节目”和“迪克·鲍威尔的赞恩·格雷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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