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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家庭的这位儿子对于自己父母不关注艾滋病正在大规模传播这一灾难而很不高兴。他在1986年同意为一部促进安全性交的纪录片出面讲片头引言。他出现在电视摄像机前,一只手拿着避孕套,另一只手拿着避孕药膏,宣布说:“这是避孕套,这是杀精子剂。把这些东西弄到手,还要学会怎样使用它们。”他把这次拍电视片所得的400美元的酬金捐献给艾滋病的研究工作,并在该片的画外音中提到他和他妻子已经有12位朋友死于这种病。他批评自己的父亲和他的政府在这件事上不负责任的领导。他说:“美国政府在阻止艾滋病传播方面,行动还不够迅速。我们需要在这种病的科研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以找到一种治疗的方法。我们需要对公众进行更加词语明白的教育,告诉他们如何保证安全。告诉你在华盛顿的某个熟人,就说你不认为政府为这件事已经做了充分的工作。写信给你的国会议员,或者写信给某个职位更高的人。”

  罗恩还批评了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因为他有意阻挠在学校里充分宣传有关艾滋病的情况。他说:“我们的教育部长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据说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是他的工作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他并没有真正提到吸毒问题、同性恋问题或是各种预防措施,比如使用避孕套等等。在华盛顿,人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明显地对这个问题缺乏重视。他妈的,重视起来吧!得有多少人死了你们才会站出来说两句话?”

  那天晚上总统给教育部长贝内特打电话,专门为自己儿子所说的话表示歉意。尽管已经有2.1万人死于艾滋病,罗纳德·里根还是拒绝讨论这种病,他甚至不肯在公开场合提到“艾滋病”这个词。公共卫生署长埃弗雷特·库普曾提出建议,要把对艾滋病的警告与总统的反吸毒运动结合起来以教育全国人民,但是里根否决了这项建议。事实上,里根从来也没有和他的公共卫生署长讨论过这种病。而且,按照一个白宫官员的说法,他甚至没有费心去读一读库普的报告。库普在这份报告中估计到1991年死于艾滋病的总人数将达到18万。

  直到1985年7月,总统和第一夫人才开始注意到艾滋病广泛传播的严重性。契机是他们听说他们夫妇的朋友洛克·赫德森正在巴黎找医生为自己治疗艾滋病。就在不久前,赫德森还参加了在白宫举行的一次国宴。总统当时刚做完癌症手术后不久,正在恢复期间,听说赫德森的事情后,就向自己的医生询问有关这种病的情况。那时,医疗界确认艾滋病巳经5年多了。在这一期间,艾滋病横行肆虐,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染上了这种病。

  曾任里根私人医生的约翰·赫顿准将回忆说:“他还以为那是一种像麻疹一样的病,会不治自愈的,因而用不着采取什么措施。谈到这种病的时候,他往往会说:‘这件事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意思?’诸如是说人们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行为了。”

  里根一向喜欢模仿同性恋者的言语动作来取乐。现在,在他茶余饭后插科打诨的保留节目中,又加上了有关艾滋病的各种笑话。他的一位助手回忆说:“他最喜欢给人讲的一个笑话,是关于两个医生在一次医疗学术会议上谈论为艾滋病病人治疗的事。一个医生对另一个医生说:‘我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我为他们准备的晚餐是特制的:有油煎薄讲和比目鱼片。’

  “‘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它们又不能彻底治好艾滋病。’

  “第一位医生解释说:‘是的,它们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它们另有好处:它们都是薄片,我可以在晚餐时把它们从门缝里塞进去,这样就可以避免与病人直接接触了。’

  “每当讲到这个笑话时,里根总是兴高采烈地仰天大笑。”

  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里根总统开玩笑地问道:“为什么不邀请卡扎菲到旧金山来呢?他总是那么喜欢打扮。”这个问题一下子使会议的气氛活跃起来了。

  国务卿舒尔茨接口讥讽说:“我们为什么不想个办法让他染上艾滋病呢?”听了这话,总统又一次仰面朝天开怀大笑。

  白宫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些稳健派人物,他们认为艾滋病是一种内科疾病,应当予以正视。他们担心罗纳德·里根在花太多的时间和他的朋友小威廉·巴克利讨论这个问题,因而会受到后者的观点影响。巴克利积极提倡由政府出面给那些“免疫缺损病毒”试验阳性的人在上臂和臀部刺花以资识别。总统曾说:“如果某人得了一种病,而他又可以以这种病伤害别的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对此采取点措施。”保守派人士一贯把艾滋病看作是一种道德问题,他们都同意总统的这一看法。白宫负责防止滥用药物的顾问卡尔顿·特纳说,他认为吸食大麻叶会导致同性恋行为,而且,吸食大麻叶的同性恋者至少是在使自己冒着免疫系统受损的危险,因而更容易染上艾滋病。他没有提供任何科学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这种说法,只是说这是他通过多次视察滥用药物者防治中心后得出的结论。白宫工作人员之间就艾滋病问题进行的内战越来越白热化,以致于里根总统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最后宣布:“我再也不想听到关于艾滋病的话了!”

  从个人观点来说,里根夫人暗地里是站在同性恋组织的头头们一边的,并反对她丈夫所支持的进行强制性病毒人体检测的主张。但是,她总是下不了决心,让自己在公开场合站出来就此发表见解。在1987年以前,她总是拒绝以任何方式把自己的名字与艾滋病问题联系起来。

  1985年,伊丽莎白·泰勒希望里根夫人出面赞成一个有关设立旨在寻求艾滋病治疗方法的新的全国性研究基金会的计划。南希给泰勒写信,对此举表示支持,但是却不肯出席该基金的筹款会。第二年,由于她积极反对吸毒,因而得到了亚利桑那州艾滋病基金筹款者所颁发的人文主义奖的荣誉。发奖者们再次希望南希能亲临筹款会,而她又一次拒绝了,只是派了一位朋友前去代领了奖状。几个月后,出版《社会名人录》的社交界权威人士厄尔·布莱克韦尔专门为一次慈善募捐舞会印制、发放了请帖。这次舞会筹集的捐款将用于艾滋病治疗的研究。布莱克韦尔的请帖装饰着一个银色印章和红、白、蓝三色的飘带,上面并有文字宣称,他此次所举办的1000美元一张门票的舞会,得到了“尊贵的罗纳德·里根夫人的赞助”。虽然第一夫人的确曾在事先表示要支持布莱克韦尔,后来她还是很快就从这件事中脱身出来了。

  她的新闻秘书就此事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她与艾滋病毫无关系,也绝对不是此次舞会的赞助人之一。”

  同性恋社团的成员们知道里根夫人的那个小集团的情况;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她不肯站出来公开支持艾滋病的研究,特别是考虑到到了80年代末,可能会有数以十万计的同性恋者染上此病。1984年,一台称作《未完成的事业:艾滋病新节目演出》的话剧节目在旧金山举行首演式。在这场演出中,同性恋者们对南希的不满情绪首次流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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