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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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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作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大多数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称之的“时代的忧郁病”。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正是后一类贵族青年的典型。他是一个退职官员的儿子，从小受着传统的贵族教育，在法国籍家庭教师的管教下长大。 这种脱离祖国文化的环境，自然不会给奥涅金带来什么好处。当他到了“心猿意马的青春”时期，便终日在上流社会中鬼混，成了一个纨袴少年。他一天要赴三个宴会，梳妆台上摆着几十种化妆刷子，每天要在各种镜子面前至少花费三个钟头。他善于在谈吐中卖弄学问和随机应变，也善于在沙龙里用法语说些俏皮话，换取太太、小姐们的微笑。他甚至还会一点拉丁文。然而他最擅长的学问还是“情场上的把戏”，社交界都认为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可爱”的人。 上流社会的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虽然使这个花花公子沉湎一时，但他终于也厌倦起来，害上了“时代的忧郁病”。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漠然置之，既看不起周围的朋友，也不满意自己。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打着呵欠，拿起笔来，想要写作，可艰难的工作使他厌烦”。 于是他便试着读书，可“读来读去，全无道理”。对上流社会的逃避，并没有使他摆脱这种“忧郁病”，反而病入膏肓，几乎是无可救药了。 但他毕竟还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染和进步思潮的影响：他读过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反对抵押土地，主张重农主义，并且还在农村进行过自由主义改革；他还与连斯基争论过有关历史、政治和科学等问题；甚至卢梭的民主思想也鼓舞过他。这些都说明奥涅金比那些醉生梦死、沉湎于灯红酒绿的贵族青年要高出一 头。 自然，奥涅金在农村进行的改革，并不能说明他真想为人民做点什么，那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已，事实上他很快就抛开了这件事。他拒绝达吉雅娜的爱情，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明确的理想和追求，只不过是他厌倦了这种多情表白。他低估了达吉雅娜的真诚，他甚至也不明白在爱情中应该追求什么。他鄙视上流社会，却又不得不服从它的陈规陋习，和自己的好朋友决斗，结果把好朋友打死。他在重又遇见达吉雅娜并遭到她的拒绝后，便四处飘泊，结果是一事无成。普希金通过奥涅金的形象提出了当时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即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问题。 像奥涅金这样的徒有聪明才智、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爱情中也遭失败的贵族青年，在当年的俄罗斯是很多的，所以这一文学形象具有极大的概括性。赫尔岑曾说过“像奥涅金这样的人在俄罗斯每走一步路都会碰见他”，赫尔岑还承认：“我们只要不愿意做官或当地主，就多少有点奥涅金的成分。”别林斯基称这类人为“聪明的废物”。后来人们都把这类人称作“多余人”。 在俄罗斯文学中，所谓“多余人”是一个人物系列，虽说这一称谓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广为流传的，但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在奥涅金身上就已确定下来了。杜勃罗留波夫曾指出，“多余人”是“我们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能够避开这种典型的”。而奥涅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相继出现的“多余人”的典型，诸如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他们身上无一不或多或少地有着奥涅金的影子。“多余人”人物系列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就，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诗体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一个拥有一个“俄罗斯灵魂” 的迷人的艺术形象。别林斯基曾指出普希金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在达吉雅娜身上给了我们关于俄罗斯女性的诗的描绘”。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形象在许多方面与男主人公奥涅金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他们又相互烘托，相互解释。 如果说普希金在奥涅金身上着重突出的是他与人民的脱离，那么在达吉雅娜身上，诗人则着意表现的是她与人民深厚的联系。诗人给女主人公取了一个平民化的名字——达吉雅娜，这个在当年丫环们才使用的名字便暗示出她生长于远离城市的乡村和淳朴的人民之中。古老的俄罗斯民间风习，富于民族传统的家庭氛围，老奶妈在静夜所讲述的美丽的民间故事，培养了她与俄罗斯人民相通的感情。她热爱俄罗斯民歌和故事，相信民间的古老传说，相信梦，甚至还相信纸牌占卜和月亮的预兆，这些都是和俄罗斯人民淳朴的气质一脉相承的。 在达吉雅娜的生活中，大自然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它培育了女主人公真诚、善良的感情，造就了她淳朴、美好的气质。她喜欢在黎明之前在露台迎接朝霞，喜欢在幽静的花园里散步，她爱俄罗斯的夏夜的美妙，更爱俄罗斯冬天冰雪的灿烂。在她出发到莫斯科之前的时候，她是那样深情地和故乡的山丘、溪流、树林告别，就像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告别一样。在莫斯科，她已成为一位高贵的太太，但她却“憎恨上流社会的忙乱，梦想着乡下的生活，梦想着乡村和贫苦的农民，梦想着那流淌着清澈小溪的幽静的角落。”她后来拒绝奥涅金时，还这样表白： 如今我甘心情愿 拿这些无聊的假面舞会， 这浮华、繁忙、空虚的生活 换回一架子书，一个荒芜的花园， 换回我们寒酸的房子， 换回我最初，奥涅金， 同你见面的那些地方， 换回那一个朴素的坟墓， 那儿，在十字架和树阴下面 躺着我的可怜的保姆。 可见，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大自然的影响，是形成达吉雅娜的个性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造就这个“俄罗斯的灵魂”的最坚实的基础。 自然，普希金多少也描写了当时席卷着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思潮对达吉雅娜的影响，不过应该指出，从总体上看，诗人基本上是在道德的范畴中特别是在个性解放这一点上表现这种影响的，这与当时俄罗斯女性无权参与社会活动的地位是相符合的。如诗人也写到达吉雅娜最喜欢读理查生①和卢梭②的作品，尤其是卢梭的《新爱洛绮丝》特别吸引着达吉雅娜。普希金描写达吉雅娜在花园里阅读《新爱洛绮丝》这本“危险的书”的情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在花园里读《西厢记》的情节如出一辙，有同工异曲之妙： 〔①理查生（1689—1761），英国小说家。〕 〔②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作家。〕 达吉雅娜常带着一本危险的书 独自在寂静的树林中漫步， 她在这本书里寻找，找到了 她的秘密的热情、她的渴望， 找到了丰富的心灵的果实…… 她轻轻地叹息，接受了 别人的悲哀，别人的欢欣， 她不知不觉地背诵着 一封写给那可爱的主角的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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