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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基奇纳将军侮辱马赫迪陵墓的暴行，认为这种野蛮、卑劣的行径也是对敬仰马赫迪的苏丹人的莫大侮辱。丘吉尔讽刺地描写道：

　　“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书中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基奇纳“对别人漠不关心”，“极度忽视……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

　　书中还揭露了殖民主义的伪善、可憎面目。他说很多英国人“对托钵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托钵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这些议论惹恼了英国官方和军界，丘吉尔也察觉到他从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走得太远了。为今后政治上的发展和前途着想，1902年该书再版时，他将该书改为一卷，篇幅缩减三分之一，删掉了上述议论和一些类似的言论。尽管如此，这本让丘吉尔第一次体验到用历史观点搞创作的愉快感的著作，仍然引人入胜，畅销不衰，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12.南非：俘虏越狱成英雄

　　丘吉尔决心要摆脱军职了。除了志向已经发生变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的考虑。他觉得当骑兵中尉每天赚14先令①很不合算，而这14先令又得养活两匹马和购置昂贵的制服，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似乎不大公道。何况他已债台高筑，“要是再任几年军职，一定会使我更加困难，而无法开交”。而以新闻和著述为业，收入要丰厚得多。

　　①先令是当时英国介于英镑与便士之间的货币单位。

　　不过，对马球的酷爱强迫他推迟退伍。这年11月末，他又回到印度班加罗尔，准备参加1899年2月驻印全军的马球比赛。赛前4天，不慎跌倒，右肩又脱臼了。团队的伙伴纷纷劝他：“你就是绑住右臂，用左手持棒上阵，也能长我们的志气，灭对方的威风。”好胜心和团体荣誉感极强的丘吉尔，果然应命参赛。第四轻骑兵团是个强队，丘吉尔这个马球名手又带伤上阵，首先就在精神上使与之交锋的各队慑服。在决赛中，丘吉尔一人独进3球，本团马球队以共进4球的成绩夺得了团体冠军。接着，丘吉尔便满怀胜利的喜悦与光荣，辞去了担任过4年的军职。

　　辞去军职不等于告别军旅生涯，同年10月，他又以《晨邮报》特派记者的身分，以月薪250英镑，报销一切旅差开支的优惠条件，参加了南非的英布战争。

　　布尔人是荷兰移民的后裔。从17世纪开始，荷兰农民（“布尔”意为农民）开始移居现今南非共和国的领土，他们征服了土著的黑人，实行奴隶制度和种族压迫政策。后来大量英国移民也接踵而来，占领南非南部开普敦和东部纳塔尔地区，把布尔人赶往南非东北和中部。布尔人在这里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由于大量金矿和金刚石的发现，英荷两国移民的角逐日益激烈。1895年以英国南非专利公司董事长为首，在英国政府支持下，组织武装力量进攻德兰士瓦共和国，遭到惨败。但他们并不甘心，继续向北侵犯，英布冲突屡屡发生。布尔人比英国移民少，荷兰政府和德国便源源不断地给布尔人运来枪炮和弹药。1899年10月8日，布尔人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英军三天内撤离国境。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之心不死，决定派雷德弗斯·布勒将军统领大部队开赴前线作战。

　　丘吉尔兴高采烈，心急如焚。行前进见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出发时又赶上与新任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人员同乘一艘专轮。当时没有电信设备，前方战况不明，丘吉尔特别担心战争会在他们抵达之前结束。

　　一天，前方驶来一艘货轮，当两船相遇时，军官们向货轮发出信号，让它报告南非近日军情。货轮挂出一块黑板，上面大书这样两句：“同布尔人三次激战，班·塞门将军阵亡。”丘吉尔一见，忧喜交集，忧的是想不到布尔人这么厉害，喜的是这回他又有好戏可唱了。

　　10月14日专轮到达开普敦，旋即换小轮船沿东海岸北上纳塔尔的德班。

　　这时，他遇上了《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特金斯，两人很快交上了朋友。这位同行后来这样追述对丘吉尔的印象：“他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脸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郎宁描写的拿破仑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是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维中的疙瘩。”在德班港登陆后，他乘火车向西北行，经彼得马里茨堡到达临近前线的埃斯特考特。在这里，丘吉尔意外地碰到了艾默里，即在哈罗公学就读时被他推到游泳池中的那个高年级同学，如今已是《泰晤士报》记者。当晚，三个记者在火车站旁的帐篷中睡了一夜。繁星满天，周围静悄悄，哪里料到战争的危险即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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