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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劳合·乔治还特别解释说，军需大臣是1915年才开始设立的，属于非阁员大臣，它的地位比丘吉尔以往担任过的大臣职位都低，不能参加领导战争，也无法影响政府政策。尽管他内心明白，处在同强敌交战之时，这一职务对英国政府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对这一任命事先未同他商量感到不快，但这回他顾大局，识大体，表示首相有权作出任命，只要首相认为此举有助于赢得战争；如果由于意见分歧导致刚成立半年的联合政府寿终正寝，那对战时的英国有害无益。于是吵嚷抗议之声才逐渐平息下去。

　　自然，劳合·乔治免不了谆谆告诫丘吉尔，今后不仅要勇敢，而且要谨慎。丘吉尔接受教训，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他谈到自己的新使命时说：“既然没有让我提议案，我就抓紧制造武器的工作。”《泰晤士报》一位记者采访丘吉尔时感到吃惊：“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刻里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

　　丘吉尔来到这个管辖12000人的庞大机构上班，发现工作体制紊乱，规章制度不全，效率低下，他首先精简和改组机构，健全财务监督制度，以有效的管理促进工作良好运行。

　　他紧张地奔波于各个兵工厂，督促把大炮、枪支、子弹、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将军火和军事装备的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

　　他不断飞往法国战场，了解和满足前线将士对军需品的需要。他领导的军需部还为美国生产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的大炮。

　　同时，他仍然不愿把每一点新想法囚死在自己的头脑里，而要把它们贡献出来，尽管可能是创见，也可能是谬见。他继续向劳合·乔治送交各种建议信件，设计诸多夺取主动权和打赢战争的大胆战略方案。

　　他觉得当军需大臣比当海军大臣还带劲，“既不需要同海军将领争执，也不直接对德军作战”，许多聪明能干的人竭尽全力帮助他，“能够同有学识的人一道工作我感到十分高兴”。

　　1918年3月，德军在西线发动猛攻，英国第五集团军溃退途中，7万人被俘，1000多门大炮和大批军需品被缴获。当时丘吉尔正在离前线一万码处目睹这种损失，回国要求兵工厂250万工人放弃复活节休假，加快生产速度弥补损失。法国人担心英国招架不住德国人的沉重打击，从此会对法军抗德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劳合·乔治派丘吉尔去法国会见克雷孟梭总理和总司令福煦元帅，让他们消除疑虑，并制订两军协同作战计划。丘吉尔满意地感到，他又从边缘开始走向事件的中心。不久，盟军转入反攻。

　　11月11日11时，应战败的德国的要求，北起荷兰的北海岸边、南至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漫长西线实现全面停火。

　　丘吉尔站在窗前等候伦敦大钟敲响停战钟声。11点整的钟声刚刚响起，只见男男女女从楼房里出来，潮水般涌向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一边高呼“国王万岁”，一边发疯似地跳起舞来。

　　几分钟后，克莱门蒂娜挺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陪同丈夫乘车前往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伦敦市民欢天喜地庆祝战争结束，丘吉尔在与首相共进晚餐时却心情忧郁。后来他写道，当时他“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一方面我害怕未来，另一方面我想帮助被打垮的敌人”，“目标尚未达到，其他敌人依然存在，在胜利者中间，有一股阻碍公正解决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正在争权夺利”。

　　丘吉尔极为敏锐地预感到，一年前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俄国，以及被帝国主义大战带来的灾难激起的席卷欧洲国家的革命浪潮，是妨碍英国擅自处理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原来的敌人刚刚投降，好斗的丘吉尔马上把目光瞄准新的敌人。在饭桌上丘吉尔对首相建议：“德国当前食品匮乏，经济上很困难。倘若我们置之不理，德国就有可能发生俄国那样的共产主义革命。我们应当马上派12艘轮船满载粮食给德国人民送去。”

　　丘吉尔真不愧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阶级本能多么强烈，他的全球眼光异常远大，他的行动反应可谓神速！

　　议会任期早已届满，战争结束马上举行全国大选。这次大选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当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21岁到30岁的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二是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保守党人同拥护劳合·乔治的那部分自由党人结成联合派，实行联票选举，利用因战争胜利而在群众中增长的“爱国”情绪，共同对付支持阿斯奎斯的那部分自由党人和工党候选人。选举结果，联合派获胜，但其中保守党人多于自由党人。丘吉尔则在丹迪市击败了反战派候选人而连任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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