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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虽然保守党领导人对伦道夫·丘吉尔采取了忍让态度，但他们始终对伦道夫抱有戒心；对他的野心勃勃、自命不凡虽然隐忍不发，但始终敬而远之。索尔兹伯里的侄子、未来的保守党首相阿瑟·巴尔弗说过：“我倾向于认为，只要伦道夫还没有不忠于党的任何行为，还没有把自己弄到无可挽回的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步，我们大家就要避免一切冲突。”由此可见，与伦道夫的妥协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也预示着以后发生的伦道夫的政治悲剧之不可避免。

　　1885年，保守党人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根据选举结果，由索尔兹伯里出面组阁；伦道夫勋爵出任印度事务大臣。伦道夫很快就表明，他能够轻松愉快地胜任大臣的职务。他既能作出重大决策，也能处理好复杂的关系，还能尽职尽责、埋头苦干。他安排了一支增援印度部队的兵力以防俄国入侵；他批准了对上缅甸的兼并以消除不稳定的隐患；他甚至设法使一项遭到女王激烈反对的任命得以批准，使一位很有能力的军人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将军获准出任印度总参谋长。

　　但是伦道夫仅仅当了7个月的印度事务大臣就下台了。

　　因为保守党在1885年11月的大选中，未能在下院获得压倒多数而使自由党人重新上台。1886年7月再次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获得大胜，自1880年以来首次在下院获得明显多数。索尔兹伯里再度出任首相。伦道夫·丘吉尔这次获得了仅次于首相的最重要的大臣职位——财政大臣，同时担任下院保守党领袖。35岁的伦道夫登上自己政治生涯中的顶峰，颇有志得意满之感，但他仍然向往着更高的地位。1885年11月，当一位朋友问及他未来的打算时，他回答道：“我将当五年反对党的领袖，然后再当五年首相。再往后就要死了。”伦道夫·丘吉尔曾把自由党德高望重的领袖格莱斯顿称为“急于求成的老头子”，而其实他自己倒是有点急于求成。英国幽默杂志《笨拙》的一位漫画家称伦道夫·丘吉尔是“伟大的年轻人”，不久之后人们就把这一说法改为“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后来，这一诨号又传给了他的儿子温斯顿，被人们叫了很长时间。

　　伦道夫·丘吉尔在内阁中自感地位重要，力图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把手伸到了财政以外的领域，他干预外交事务，公开表示要与德国和奥地利加强联系。他采用类似反对党领袖格莱斯顿的政策来制订预算，主张减少税收和降低军费开支。对此，海军部未予反对，却遭陆军部的拒绝。他的主张在内阁中也屡遭反对；他自恃政府少不了他，曾两次以辞职相要挟迫使索尔兹伯里作出让步。但在1886年12月，他为强行使他的财政预算方案得到通过而第三次提出辞职时，等待已久的索尔兹伯里终于等来了把这位难以共事的内阁同僚清除出去的适当时机。索尔兹伯里正确地判断了形势，认为伦道夫的辞职不会对内阁以及政局产生根本性影响，于是平静地接受了伦道夫的辞职，随即任命原自由党前排议员G·J·戈申接替财政大臣职务。这样处理虽然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波动，但政府还是挺住了。显然，结局大大出乎伦道夫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后来曾有人问及伦道夫为何轻率辞职，以至于过早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他回答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会犯错误。拿破仑忘记了布吕歇尔，而我却忘记了戈申。”

　　伦道夫·丘吉尔只当了5个月财政大臣，便又回到了下院后排议员的席位上，并且是一去不返。他期待过一段时间会有机会再次出山。但对每一次“让伦道夫回来！”的呼声，索尔兹伯里总是置之不理。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时的听众越来越少，报纸也很少再登他的消息。政治上的失意使伦道夫极为苦闷，因而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1895年1月24日，伦道夫·丘吉尔撒手人寰，溘然长逝，终年46岁。

　　伦道夫·丘吉尔的追悼会是在西敏寺举行的。首相和很多政界要人都出席了追悼仪式。葬礼在伦道夫的故乡伍德斯托克小镇的教堂里举行，箭后下葬于布雷登的教堂墓地。那里是许多丘吉尔家族成员的最终安息之地。也许，伦道夫·丘吉尔应和自己的妻子一样不为此生而感到遗憾，正如26年后逝世的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临终前自豪地宣称的那样：“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我为英国生下了丘吉尔！”这当然是指温斯顿·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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