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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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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迎风飘扬的英国蓝白红三色米字国旗时,丘吉尔禁不住心花怒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而领事馆内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却公事公办地对他说:“领事今天不能见你,如果有事你明天9点钟再来吧。”丘吉尔一听十分愤怒,大声叫喊着要立即见到领事本人。领事听到后下楼来看个究竟。当他们知道来人就是正被荷兰军警缉拿的丘吉尔时,立即予以盛情款待。并着手安排他尽快离开这里。当地的英国侨民听到丘吉尔抵达的消息,竟成群结队地手持武器来保护他。当晚10时,丘吉尔登上驶往德班的“印度纳”号海轮。 12月23日丘吉尔到达德班时,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圣詹姆斯报》1899年12月29日的报道说: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被人们高高地抬在肩头走下轮船,一伙热情的欢迎者驾着人力车将他从码头拉到市区,后面跟着大群大群的人,一面欢呼一面挥动手中的英国国旗。到达城防司令部时,爱国热潮再度迸发出来,人们一致请求丘吉尔先生发表演讲,他欣然从命……” 人们像欢迎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欢迎丘吉尔。港口悬挂着许多旗帜;军乐队在码头上鼓号齐鸣;欢迎的人群簇拥着他;海军大将、陆军将领以及当地市长都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甚至一封封向他祝贺、表示慰问的电报从英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雪片般飞来。 出现这种盛况有着十分现实的原因。在他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连续遭受失利,而且伤亡之惨重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在英布战争史上,这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黑暗的一周”。而丘吉尔历尽千难万险,在人们都已为他绝望时,竟奇迹般地安然逃回来,成为“黑暗的一周”中唯一的一线光明。英国报刊因此都抓住丘吉尔的历险大作文章。后来丘吉尔自己也认为,一些新闻报道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有些绘声绘色的细节甚至是报道者杜撰的。 由于丘吉尔的亲身经历,使他对英布战争有了更加深刻也更接触事物本质的认识。他在到达德班的当天,便给《晨邮报》发回一篇文章,含蓄地批评了英军的战略战术,而给予布尔人以相应的肯定。他写道: “每一个布尔人,由于他们骑马并占据合适的地形,因而顶得上3至5个正规士兵。唯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派出在素质和经验上与之不相上下的步兵;要不就得撤回这种乌合之众式的部队。……这里有大量的事情要做,需要25万人的部队。”最后,他以尖刻的口气质问道:“大敌当前,难道那些英国绅士们都猎狐作乐去了吗?为什么不多派一些轻骑兵来?为了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忠实殖民者和我们阵亡的兵士,我们必须坚决作战到底。” 丘吉尔的尖锐批评,在英国引起纷纷议论,尤其引起了军方的不满。 但是,丘吉尔勇于坚持己见,而且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他后来写道:“我的幼稚意见却很快为事件所证实。1万皇家义勇骑兵与各兵种的绅士志愿军被派来援助这里的正规军。在决战之前,这里已集结了25万英军,相当于荷兰布尔军队的5倍。我因此可以用《圣经》上的话安慰自己:做一个穷而聪明的孩子而不做一个老而愚笨的国王……” 丘吉尔回到德班后,在布勒将军接见他时,他要求参加作战部队。因为在丘吉尔从印度和苏丹发出对英国殖民政策以及对英军高级将领的批评后,陆军部颁布了一道禁止作战部队的军官参与新闻报道活动的命令,所以丘吉尔的请求使布勒将军有些为难。但他后来采取了一种变通办法,把丘吉尔编入在“开普殖民地”招慕而组建起来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助理副官,但是不领军饷,并可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丘吉尔随这个团连续参加了几次战斗。有一次他跟随部队袭击了敌人阵地,乘敌不备猛扑过去,歼灭了大半敌兵,还俘虏了30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丘吉尔为之十分得意,他对军旅生涯一直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感到“我们在旷野上过得十分舒服,夜晚十分凉爽,白天阳光明媚,肉、鸡和啤酒供应得异常充足”。他还给他的弟弟杰克在该团谋到一个军职;但兄弟俩在一起只生活了几个星期,杰克的腿就受了伤。丘吉尔把他送回德班时,恰巧碰上由他母亲倡议在美国集资装备起来的医疗船“缅因号”到达这里,他们的母亲也随船到达。杰克因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由于前段战争失利,布勒将军的总司令职务被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取代。丘吉尔要求从南非轻骑兵团离职转入罗伯茨的部队,但罗伯茨讨厌丘吉尔对此时已成为罗伯茨的参谋长的基奇纳将军的批评,使此事拖了许久才办成。虽然罗伯茨有意冷淡并明显与丘吉尔保持一定距离,却也并不过多地干涉丘吉尔对军事行动的采访,因此丘吉尔仍然给《晨邮报》发回了大量战地报道。 1900年2月27日,英军向敌人发起了全面攻击,经过激战,荷兰人开始败退。英军向北迅速推进。丘吉尔随同部队前进;当布尔人的军队尚未完全撤离约翰内斯堡时,丘吉尔已穿着平民服装,骑着自行车穿过这座城市。他还是最先攻入比勒陀利亚的英军部队中的一员。进城后,他特意跑到自己曾经被关押的地方去看看,他满意地发现那所国立师范学校上空已升起了英国国旗。此后,荷兰布尔人要求停战求和,战事结束了。于是丘吉尔从南非回到英国。 他回到伦敦之后不久,他母亲与一位和丘吉尔同龄,因而比她自己小20岁的苏格兰警卫部队的中尉乔治·康沃利斯—韦斯特再次结婚了。男方的家族竭力反对这门亲事,但丘吉尔兄弟认为这完全是母亲应充分享受的人生权利。丘吉尔亲自参加了母亲的婚礼。 此时,丘吉尔也在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原来在印度时,他认识并喜欢上了一位名叫帕梅拉·普洛登的姑娘。她是一位英国驻海德拉巴的官员的女儿,丘吉尔与她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当丘吉尔在南非时,帕梅拉曾有一段时间经常给他写信,或许是由于戎马倥偬,丘吉尔复信很不及时。此时战事已毕,丘吉尔有了较为从容的时间,但不妙的是,帕梅拉有了另一位更热烈的求婚者。两年以后,她嫁给了利顿伯爵。 丘吉尔开始埋头写书。仍然像前两次一样,他以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为基础,再充实一些新材料加以编撰,很快就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一本书名为《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另一本书名为《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描述了装甲列车遭受伏击以及他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新闻界的高度评价,4个月中就发售了15000本。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的评论都强调他的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出色才能。《圣詹姆斯杂志》认为他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 丘吉尔这两本书的版税以及此前写书和战地通讯的收入,总共约有4000英镑。1900年11月起,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演讲,又获得了与上笔数目大致相当的报酬。同年12月,他又到美国去进行了同样内容的演讲。丘吉尔演讲的美国主办人为他作了大量宣传,说他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但因为美国有一股“强烈亲布尔人的情绪”,加之组织者分成,他的收入比起英国几乎少了一半。在纽约,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他主持了一次演讲会,使他收到了美国之行的最高演讲报酬150英镑。1901年1月,他还到加拿大进行了演讲。在他回到伦敦之后,将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他有了10000英镑的财产。这是一笔相当大数额的财产,他已经说得上比较富裕了。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代他投资。他至少在近几年中不愁衣食,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并力图有较大成就的政治舞台上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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