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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7.妻子和《未婚妻》

  燕尔新婚给契诃夫和奥尔加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欢乐,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苦恼。首先家庭成员主要是奥尔加跟玛丽和契诃夫母亲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气氛有点紧张,引起他们俩人之间的争吵。

  两地分居也是他们经常赌气、争吵的原因。常常是奥尔加要契诃夫到莫斯科来,而契诃夫要奥尔加到雅尔塔去。他们都渴望过朝夕相处的完美生活,然而命运严酷无情的安排是无法违抗的。契诃夫由于久病不愈,离不开雅尔塔,而奥尔加热爱戏剧事业,丢不下艺术剧院和莫斯科。

  事实上那时对契诃夫来说,奥尔加已经是他与莫斯科,与艺术剧院之间联系的纽带。如果奥尔加放弃了演员生活,这条纽带断了,他的生活就不可能更加丰富多彩。奥尔加在莫斯科的生活,在艺术剧院的生活也就是他的生活。中断这种生活,就意味着不仅使妻子,而且使他本人受到损失。

  艺术剧院也不会同意奥尔加离开。因为那时剧院刚刚站住脚。剧院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演出契诃夫剧目方面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成绩决定的。

  他们之间都觉得这种生活暂时无法改变,都在信中表白自己没能给对方爱抚、安慰和欢乐而感到内疚。

  那时,他的短篇小说《未婚妻》也动笔了一段时间。这是他探索创作新题材,新人物的阶段。但时断时续,进展缓慢,这是从未有过的,他感到焦虑。他给妻子写信说明了原委:“我一天只能写六七行字,即使我依靠写作来维持生活,我也无法多写一行。”他甚至产生了悔不该当作家的想法。然而在自尊心和坚强的毅力的推动下,他仍坚持不断地写。经过五个月的煎熬,《未婚妻》终于脱稿了。这时是1903年3月。

  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名叫娜佳的姑娘,反抗舒适而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的故事。当她将被迫嫁给一个白痴的时候,愤然离家出走,到圣彼得堡继续读书,最后走上了忘我献身的人生道路。在这段时间里,那位曾鼓励她对资产阶级习俗作斗争的远亲萨沙去伏尔加河上接受马奶酒疗养,不幸死于肺结核,娜佳最后的梦想跟《三姊妹》的结局完全一致:

  “啊,她想,让这光明的新生活早日来临吧,到那时候,人们可以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命运,认识自己的固有的权利,充分享受快乐和自由。”

  在《未婚妻》里,表现了契诃夫对祖国即将到来的繁荣昌盛的向往,他勾画出未来生活的美丽画面:“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美丽壮观的高楼,赏心悦目的花园,奇妙迷人的喷泉……到那时候,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小说还暗示从旧的生活过渡到新的生活,要经过变革和斗争,不是轻易能达到的。“一切事情都会改变,要紧的是叫你的生活翻一个身,其余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个理想明显地表现了契诃夫的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包含着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成分。

  在小说里旧的生活的荒诞、虚妄、不合理受到最后的,最彻底,最严正的批判。相信旧的生活必然崩溃,相信一种新的生活必然到来。这便是作家对于在俄国方兴未艾的革命首次作出的直接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独特的,完全不像高尔基那样,尤其不像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海燕之歌》和《鹰之歌》那样。

  《未婚妻》发表以后,社会上和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在高尔基住所朗读时却引起了小小的争论。有人提出:“一个姑娘不可能这样出走,投身革命的。”契诃夫回答说:“走向革命有各种不同的道路。”他认为人们走上争取祖国的自由和幸福的革命道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人们不应忘记,契诃夫本人走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高尔基所走的道路则更独特。两位作家为促进革命风暴早日到来所采取的艺术手法也不同,他们作品中所描写的主人公出身的阶层也不同。而且,契诃夫也没有给自己提出描写革命斗争、英雄人物的任务。他写的娜佳是投身革命运动的普通群众。由于他在这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内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相距甚远,所以他还不可能提出这一任务。

  8.艰苦的戏剧创作

  写《未婚妻》精力耗损过大,其可谓心力交瘁了。他很想休息一段时间,恢复元气。然而,一些读者期待他写出新的引人注目的戏剧作品。他理解读者的心意,他为不能满足他的崇拜者的愿望而深感不安。但觉得自己已经跑到了终点。

  奥尔加从莫斯科来信,总是要他再写一个剧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也附和着奥尔加,他们把剧院的成就总是寄托在作家身上。契诃夫则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他很劳累,缺乏精力,采访者太多了,使他得不到片刻休息时间。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中仍然充满创作新剧的激情。时代在呼唤着他,观众和读者在期待着他,爱妻和剧院在鼓励着他。他的责任感也使他不能放下纸笔,就此罢休。实际上他早已在酝酿写一出新剧,并积累了一些素材,只是没有告诉任何人。

  还在1901年2月,《三姊妹》在莫斯科首次上演时就想再写个剧本。他写信给奥尔加说:“我经常都有为艺术剧院写一出四幕通俗笑剧或喜剧的强烈愿望。”不久,《三姊妹》在基辅演出大获成功时,他又说:“我将要写出的下一个剧本一定是可笑的,非常可笑的,至少构思是这样。”他想借此剧改变人们把他的剧本曲解为“反映俄国令人痛苦的沉重生活的凄凄惨惨切切的悲剧”的看法。契诃夫差不多没把喜剧解释为乐观向上的同义语。后来,《未婚妻》脱稿后,他想趁创作激情未消,全力写作新剧,并构思完成了剧本的主题、人物和框架,定名为《樱桃园》。

  这出戏的写作对契诃夫来说,有更多的困难。它与写小说不同,剧中台词,人物对话的个性化,相互衔接,都很费脑筋,更主要的是它完全写的是新题材,新人物,所以进展很慢。奥尔加去信催促,并责备他太懒惰。他十分生气,回信说:“这不是懒惰不懒惰的问题。我还不至于变成自己的敌人,如果我精力充沛,我将不是写1部而是写25部剧本了。”

  这期间,契诃夫一个人在雅尔塔,感到孤独和寂寞,很想到莫斯科去完成《樱桃园》的写作,但医生不允许他外出旅行。他便写信给奥尔加,要她请假到雅尔塔来。但奥尔加要随团去彼得堡巡回演出,脱不了身。他们俩人都没有行动自由。他只好只身一人留在海边城市。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便去庭院里走动,带上两条狗,查看一下树木,看仆人修剪玫瑰枝,然后坐在一条长凳上凝视大海,沉思默想。那时高尔基、布宁和库普林又来到雅尔塔,时常到他别墅跟他闲谈,为他解闷。他的情绪仍然不好,听朋友谈话总是心不在焉,脸色灰暗,神情呆滞,再没有过去的那种对生活的温馨和对朋友的热情。他给奥尔加写信,抱怨来访的客人多,呆的时间太长,他恨雅尔塔,恨那些不知趣的来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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