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3)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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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但有一个基本特征两者是不同的。在麦克林托克系统里，控制因子并不在染色体稳定的位点上——它们活动着。事实上，这种改变位置的能力——转座（如麦克林托克所命名的那样）本身可能就是被调节基因即激活基因所控制的一种特征。这一特征使现象变得更为复杂，而在与她同时代人的心目中，就较难接受了。虽然大家都知道，病毒DNA能够插入寄主细胞的DNA内，接着自行脱离，但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在某种环境下，正常的DNA细胞能够重排。这个概念是对中心法则的严重挑战，有许多理由可以将它推翻，尽管中心法则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的地位就已极为牢固地树立了。　　如果一部分DNA能够象麦克林托克的工作所指出的那样，能够对另一部分DNA所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而重排的话，如果这些信号本身象雅各布和莫诺德的调节因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的话，那么，从DNA流向蛋白质的单向信息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因为这一根据染色体组以外的因素而定的基因的顺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将使得信息向回流，即从蛋白质流向DNA。麦克林托克没有把这一想法弄清楚，但经过她的解释，玉米染色体组的组成显然变得非常复杂而超出了中心法则所允许的范围。　　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对许多生物学家来说，转座听起来好象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思想。此外，对玉米遗传学知之甚多的人士越来越不能领会那些能证实麦克林托克得出的激进结论所必需的非常错综复杂的论点。最后，还须指出，麦克林托克是多产的。重新刊载在彼得编的《经典遗传学论文集》中的麦克林托克早期同哈里特·克赖顿合写的论文中，用警告的口气对他们的论文作了介绍：　　这不是一篇很容易理解的论文，因为在进行彻底的分析后要　　记住的条条很多，而忘掉任何一条都会妨碍对这篇论文的理解。　　无论如何，掌握这篇论文部能给人以强烈的感受，从而能够掌握需　　要全力以赴方能掌握的任何生物学方面的问题。　　比较新的论文甚至更难理解，当她在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尔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发表这些思想的时候，尽管事实上她很早就有了无懈可击的研究者的名声，还是很少有人听取她的见解；很少有人理解她。她被描写成“难以理解的”，甚至“疯狂的”。甚至在一九六〇年，当她概括了雅各布和莫诺德系统和她自己的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时，也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九六一年，雅各布和莫诺德在他们的一篇主要论调节结构的论文中竟忘了引用她的成果。他们后来称之为“一个不愉快的差错。”然而，当年夏天，在他们写给冷泉港专题讨论会的总结摘要里，则确认了她的成果：　　远在细菌的调节基因和操纵基因揭示之前，麦克林托克就以　　其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揭示了玉米里存在着两类遗传“控　　制因子”，它们之间的主要相互关系是可以准确地比作调节基因和　　操纵基因的…… 　　没有提到转座，虽然这篇摘要的另外一处在评论玉米里发生的转座时说，这是“两个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十年以后，当许多人期望着分子生物学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时，开始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意想不到的观察资料。其中令人吃惊地发现细菌染色体组的因子明显地向“周围跳跃”。这些因子被称为“跳跃某因”、“转座子”或“插入因子”等不同的名字。在许多情况下，观察到转座子具有规律性，和二十年前麦克林托克所观察到的非常相似。确实，它们看上去比较类似她的控制因子，而与莫诺德和雅各布的调节系统不同。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用一种新的术语，DNA的术语进行描述的。　　从第一次发现细菌的跳跃基因以后的十年中，明显地发现在一些非常巧妙的调节结构中，遗传因子能够起主要的作用。无论是遗传因子的移动，还是它所起的作用，都比雅各布和莫诺德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更为多样化。例如，在许多情况下，调节作用可能是由方向——向前或向后——决定的，同时转座因子重新插入。这两种方向，在机能上，与不同的遗传转录相符合。除玉米外，酵母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性质截然不同的发育变化的第一个真核系统。这些变化是从受控制的基因重排所产生的。现在，果蝇的许多发育突变，也可追踪到转座。甚至在哺乳动物中，也能稍稍看到遗传的流动性。对小鼠免疫系统的研究表明，免疫球蛋白DNA在常规上是受广泛的重排支配的。这有可能解释迄今为止未能说明的抗体的差异。　　冷泉港今天差不多是新的研究转座的中心。巴巴拉·麦克林托克从一九四一年起，就在冷泉港生活和工作——她依然过着相对说来是离群索居的生活。四十年来，她以一种隐而不露的、含蓄的风格，在生物学变革的盛衰中找到了栖身之地。直到最近，她的追随者也为数寥寥，并且都是虔诚的、与世隔绝的。　　对那些想探听隐藏在麦克林托克这个名字后面的那个人和她的工作，并试图了解她的工作是怎样适应现代生物学的人来说，学习这门学问，他们觉得是一种特殊的荣幸。其中华盛顿卡乃基学院的尼娜.费得罗夫就是这样一个有志于了解麦克林托克遗传学分析的分子基础的热心人，对她来说，阅读麦克林托克的论文，成了她生活中“最不平凡的学习经历。”“就象一本侦探小说，我简直不能放下。” 　　现在公众的褒奖和名望看来要闯进麦克林托克多年来的默默无闻和含蓄状态。最近几年间，荣誉开始不断飞来。一九七八年，布兰代斯大学鉴于“麦克林托克博士这样一位卓绝的科学家，没有受到正式的承认和尊敬”，选她为该校罗森斯塔尔年度奖金获得者，嘉奖她对科学界所作的“富于想象力和重要的贡献”。一九七九年，她被授予两个名誉学位——一个是洛克菲勒大学，一个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表彰她说：“一位意志坚定、勇敢无畏的科学先驱，她对细胞所作的深刻的、广泛的研究为深入了解遗传现象开辟了道路。” 　　一九八〇年，美国遗传学会“由于她的出众的才华、创造力、独创性和全心全意地献身于研究”而向她致敬。一九八一年，她的名字成了公众瞩目的中心，那一年她第一次收到麦克阿瑟荣誉奖金——每年六万美元的终身研究员基金，免税。她的故事成了报纸、电台的新闻。过了一天，她接受了著名的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和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一笔五万美元的奖金（那年的第九次颁奖）。拉斯克的褒奖注意到她的发现的“不朽的影响”“直到最近，尚未受到充分的赞赏”。一九八二年秋天，当她同萨萨默·托尼加瓦共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霍维茨奖时，评论家对过去霍维茨奖的获得者，接着又获得诺贝尔奖的出现率作了评论。　　麦克林托克所关注的是“一下子太多了”。《新闻周刊》描述说，她坐在一屋子新闻记者面前感到“非常不自在”。“我一点也不喜欢出名，我只想躲到实验室的一个僻静角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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