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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除了女子学院之外，当时有两所大学特别乐意吸收学理科的妇女。那就是芝加哥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康乃尔大学创立的信条是，教育就是“任何人学任何学科”。一八七二年，第一个妇女入学。一八七三年，萨奇学院破土动工。捐助人亨利·W·萨奇在奠基石上刻上了这样的预言：“只有当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妇女胜任了更新更广阔领域的工作，人类才能达到高效率。”为了报答萨奇的捐助，康乃尔大学保证“对妇女教育提供并永远给予跟男子同样广泛的便利”。

　　即使事实租幻想未能完全吻合，但在本世纪初康乃尔大学还是开始吸收了很多动机高尚的女青年。她们追求知识分子的生活，精力非凡，并屡获成功。一九二三年，即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毕业那年，康乃尔大学的二百零三个理学士学位，就有七十四个授予妇女。这些数字包括了家庭经济学学院和旅馆管理学院的学位，但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单是农学院，妇女就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在文学院，男女比例约为四比一，毕业时获得优等生荣誉的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在同一班上，一半以上的学生奖学金是给予妇女的，毕业生中研究人员的实际比例也大致如此。这些奖金的大部分是理科方面的：物理学、数学和生物学。

　　麦克林托克想不起她第一次是从什么地方听到康乃尔大学的，或她是怎样下决心去康乃尔上学的。但很早她就决定了：她要去学院，她要进康乃尔大学，（她的姐姐非常骄傲地回忆说，当巴巴拉要干什么事时，那就是一切了。）这一次她母亲不只是杞忧了，而是极力表示反对。而她父亲此时仍在海外的部队里，经济异常拮据。看来巴巴拉要打败仗。一九一八年，在她中学毕业前一学期，她到职业介绍所工作。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她才十六岁），白天她忙于和人们谈话，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职位上去，下班后，下午和晚上，则在图书馆里度过，获得教育。“我有一张计划表，——我已经读了哪些课程——我将要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自学，”巴巴拉说，“即使我必得靠自己的活，我也要取得与学院同等的教育。”

　　时近夏末，她父亲从欧洲回来，在这场争论中，他的砝码显然加在了巴巴拉一边。“一大早上……在我上班之前，我母亲说她已跟爹爹谈过我的情况，决定让我上大学。她打电话给去康乃尔大学的一个朋友，问康乃尔什么时候开学。那个姑娘说康乃尔大学下星期一开学，而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M的则在星期二上午八时注册（麦克林托克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M——译注）。我上班去，母亲就到我中学去查看证书之类的东西，但她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星期一我仍坐火车去伊萨卡，把自己的住处安顿好。星期二上午八时，我排在一队姓氏是以M开头的人中间。每个人都有一张表，唯独我没有。当轮到我时，管理注册的人对我说，‘你什么都没拿到。你怎么能进去呢？’恰好在这时，屋子里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字，很响，我们两人都听见了。他说，‘请稍等一下，’走进去同什么人说了几句话，又退出来，说‘拿着这张表，上前去。’我一直没有打听出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所发生的一切我犹如坠在迷雾之中。但我就这样进了康乃尔。一定有人为我做了些什么，但我不知道。那不过是一个巧合。我所关心的只是我进了大学。入学后上的第一课是动物学，这恰好是我完全入了门的。现在我做了我真正想做的事，在整个大学阶段我一直是欢欢喜喜的。”

　　很明显，巴巴拉喜欢的就是事情“恰好发生”的那种想法。她认为应该用与别人不同的准则来衡量她，这一类事情恰好支持她的意见。可是她的姐姐却肯定，藏在这种奥秘后面的，明摆着是她母亲的足智多谋。“母亲是最能随机应变的，一旦下定决心，她将全力以赴，务使巴巴拉被录取。”

　　康乃尔大学是巴巴拉的全部希望。农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最后决定在这里注册的主要因素），虽然如此，钱仍然是烦恼之源。部分是由于确定不了她的钱维持多久，而部分却是由于麦克林托克的热忱。她一开始登记了许多超出她接受能力的学科。“我登记了一门学科，但是如果我认为太吓人的话，我就把它撂开，那样就记我一个Z。当我读到三年级时，我发现我有一大堆Z了。”

　　这种作法使注册办公室有些头疼，在别的情况下，这最终会妨碍提早毕业。但正因有了那种拘泥于形式的旧制度，才使得后来巴巴拉能够不理会外界的种种干扰。康乃尔大学的生活实在太有趣了。

　　“有许多在学院里学到的东西，在外面通常是学不到的。你要同形形色色的小组、社团接触，你可以从来自不同地区的具有不同背景的人那里得到知识……学院恰似一场梦……我在康乃尔结识了很多人，我和许多姑娘（主要是犹太姑娘）很熟。那时非犹太人和犹大人之间是严格隔离开的。我喜欢这个小组。我们住在宿舍里，有两个是同房间的。她们在塔楼上有两间屋子，我们经常在这里会面。”她喜欢她们，甚至花时间向她们学习意第绪语（一种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因为她们同康乃尔其他的人全然不同。

　　这个小组（埃玛·温斯顿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她后来是纽约犹太人的领导人，另一个是劳拉·霍布森《君子协定》一书的作者，少数非犹大会员之一）显然以巴巴拉为其社交的核心。她是小组里唯一的科学家。

　　但是如果说巴巴拉喜爱这“分离开的”小组的话，那并不是因为她在班上同学中间感到孤立。她姐姐马乔里回忆说，巴巴拉在大学一年级时，最喜欢交际了，这同她孤寂的童年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她“看了招人喜爱”，她多次受到邀请——当她回家时她母亲和姐姐“真太高兴了”，她是如此成功地参加了学校生活，第一年就被选为一年级女大学生的主席。一个妇女社团也想拉她入会，但当她发现她同寝室的人只有她一个人被邀请参加时，她谢绝了邀请。“这些姑娘是非常好的姑娘，我立即意识到有些人是社交圈子里的，有些人则不是，”她回忆说。“这里有一条把你归入这一类或那一类的分界线，对此我不能接受。因此我想了一会儿，就悔了约，从此保持独来独往。我就是受不了那种区别对待。它是如此的令人震惊，使我永远没有真正恢复过来。甚至到现在我仍强烈地反对名誉团体。我属于一帮子人，困为如果我要工作就不得不如此。如果我失业了，我就敢说‘不’。我必须遵照职业的规矩办事，但我只是不去和私人聚会……可是我必须加入那一帮子。”她姐姐马乔里认为可能因为这种反作用，在大学一年级时破坏了巴巴拉的吸引力，使她倒退回去公开地宣称她将不遵守公认的一切准则。

　　在那些年里，她订了许多有关生活方面的准则，什么是她能接受的或不能接受的，什么是她愿意接受的或不愿意接受的——她是始终不渝的。比如她决定，作为一个大学生，她再也不能总为长发操心了。她把头发剪短，并且为此曾同当地的理发师有过一段“长长的哲理性的交谈”，她的新发式第二天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波及到整个大学校园。此后不久妇女短发式就成了时髦。不过在一九二〇年，“不管怎么说，有些事是来得稍微早了些！”两年以后，当她当研究生时，出于同样个人的原因，她觉得她不能穿其他妇女穿的那种衣服和裙子到玉米地里去工作。她到裁缝那里定做了一条宽大的运动裤，大家都管它叫做“灯笼裤”，这是个“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的问题，我不能再穿其他人过去所穿的那种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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