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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正是对遗传过程的物质特征进行了长期的追踪之后，人们才打开了细胞学的窗户。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是这样认为的，从事果蝇细胞学工作的生物学家们无疑也是这样认为的。许多在理论上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新问题（例如基因的相互关系、遗传变异的机理等）会提出来，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麦克林托克的首要任务是对每条玉米染色体上已知的遗传特征的标记进行定位。虽然相应的工作在果蝇中已充分地开展起来，但在植物中却几乎还没有开始。挑中玉米有两个明显的理由：第一，遗传学家对玉米比对任何其它植物都熟悉得多；第二，根据麦克林托克的新技术，玉米染色体要比果蝇染色体看得详尽得多了。之后，直到一九三三年，T.佩因特发现了巨大的果蝇唾液腺，这一情况才完全变了过来。但在当时，由于玉米染色体的结构十分精巧，用其进行分析，远比果蝇来得好。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已取得遗传学硕士学位的熟悉果蝇工作的人来到康乃尔。他后来在康乃尔从事玉米研究并最终得到了遗传学博士学位。他到处参观，打听别人在做些什么。他来到我们的大实验室，有许多人正在工作，他走到我的小实验台前问我正在做些什么，我告诉了他。唷，他变得十分激动，四处向人解释我所试图做的工作的意义。结果，我又被迫上了马。”

　　这个人就是马库斯·罗兹。当时是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后来成了遗传学学科的带头人。他和麦克林托克的相遇在两个人的一生中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他们毕生友谊的开端，从这种友谊中两位耕耘者不断地得到收获。对于麦克林托克，罗兹在当时是她非常急需的智力上的伙伴：“这一切对于他是那样的显而易见，”麦克林托克回忆说，“他懂得我试图做的而当时别人所不做的事情。”对于罗兹，麦克林托克使他接近了一个新的领域：“他想进入细胞遗传学的领域，他看出这里有一个机会。打那以后，就象他的到来和跟我谈话一样，他突然成了玉米细胞遗传学家。”

　　乔治·比德尔是当时麦克林托克生活中所出现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比德尔因为（和爱德华·塔特姆一起）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假说而在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这一假说得到了关键性实验的证实，比德尔、塔特姆和乔舒亚·莱德伯格因此分享了一九五八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但在当时，乔治·比德尔还是个新来的年轻的研究生。他在内布拉斯加的玉米地里长大。玉米遗传学成了所有这些科学家终其一生钟情的事业。

　　将这些天才的年轻人吸引到康乃尔来的磁石首先是罗林斯·A·埃默森，他是当时最重要的玉米遗传学家。他作为指导教师、植物育种系（不对女子开放）主任，以及作为研究生院院长受到他的学生们的爱戴。埃默森创造了一种刻苦工作、热心研究和开诚布公的气氛，这使得他的实验室，用他学生的话来说，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但至少对罗兹来说，接下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甚至更为激动人心。从一开始，罗兹就承认“她就是有些特殊”。

　　当埃默森的研究范围仅限于通过育种进行玉米遗传研究的时候，麦克林托克已在细胞学的工作上开辟了新的领域。那时，可以研究的各种新问题将麦克林托克、罗兹和比德尔吸引到了一起。关于遗传学基本假说的细胞学证据，过去一直只是通过果蝇实验得出，现在植物也能提供类似的证据了。而且，通过对其进行细胞学分析，人们可以开始设计出一种遗传学的方法，并凭借这个方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染色体上基因的排列顺序所经历的一代至一代的变异。

　　表克林托克回忆说，“我们是一个小组，全部目标明确。我们常常开会讨论问题，但没有让教授参加——只是我们和其他一些人讨论。”查尔斯·伯纳德、哈罗德·佩里，以及H.W.（皮.威.）李等三人加入了这个小组，还有象杰出的遗传学理论家刘易斯·斯塔德勒也频频出席会议。遗传界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这段时期，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延续到罗兹和麦克林托克离开康乃尔为止，是玉米遗传学的黄金时代。到了一九三五年，这段时期基本上过去了。我们手头有一张在黍谷举行的一次午餐讨论会上所拍的照片，它作为历史性文件而保存下来。它表明巴已拉·麦克林托克——一个衣着漂亮的、娇小的年轻妇女一一坐在四个颀长、瘦削的人身边（其中多数是年轻人，而埃默森教授也曾经多次参加这样的聚会），她的眼里闪烁着可被描写为“愉快的一瞥”的热烈的光芒。

　　今天，马库斯·罗兹和乔治·比德尔都已年近八十。他们仍一直在种玉米。罗兹在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比德尔在芝加哥大学，马库斯·罗兹又高又壮，一眼看上去很象是一个中西部的农民而不象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事实上，他两者兼而有之。罗兹喜欢谈论他的老朋友，他热切地向人炫耀他那林木葱翠风景如画的园子，兴高采烈地回忆起那旧日的时光，每一位科学家都有其自己独特的对世界的看法——这既可以从其他人那里，也可以从他所研究的学科那里得到反映。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爱好——这一爱好打上了他本人个性的印记。罗兹的个性是以心胸开阔、慷慨大方和热情奔放为标志的。自一九七四年退休之后，他一直天天在实验室上班，没有请过一天假。他热爱他的工作，你无法想象他会以比较悠闲的方式度过他的余生。他还是他，一周七天单调的工作。但是他喜爱他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风格，同样也很喜爱玉米的特征。

　　回忆起他在康乃尔最初的那些日于，罗兹进一步证实了麦克林托克关于他在她和那些遗传学家之间扮演和事佬角色的说法：“有一件事足以使我增光——从一开始，我就承认她是好样儿的，远胜于我，我对此毫不抱怨，我赞美她。因为——毕竟——事情是这样的显而易见：她就是有那么点特殊。”根据罗兹的说法，她是他们这个小组的真正的灵感。“我爱巴巴拉——她是惊人的。”

　　五十多年之后，看来他没有理由要修正他早年对麦克林托克所作的评价。“我知道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但我真的认为麦克林托克才是唯一的天才。”

　　麦克林托克的大多数同事知道她的性格非常开朗，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她有点不好对付。罗兹解释说：“巴巴拉不能容忍傻瓜——她是聪明绝顶的。”显然，至少在有的时候，她对那些跟不上她的人缺乏耐心，也没有人懂得麦克林托克工作的意义。按照罗兹的看法，这两个因素使得麦克林托克在与遗传学家的交往中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当然，他们全部接受染色体是遗传的基础这个观点，但是“进展并不很快。”麦克林托克把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学科结合起来，其精确和详细程度之高，对于他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学生们知道她的工作的意义，但是一些年龄比他们大的人却不知道——他们对什么东西都充耳不闻。”

　　乔治。比德尔的回忆则较少特色。按照现代的传统，他无疑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对遗传体系的分子机理更感兴趣，因此早就与麦克林托克的工作不发生关系了。但是他回忆起她的细胞学才能时怀着极大的尊敬。他也记得她的奔放的热情。一九六六年比德尔在为纪念马克斯·德尔巴吕克六十诞辰文集所写的一篇自传摘要中，回忆了他早年在花粉不育性方面所作的细胞学的工作。他谈到：“她分享了我的热情。对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来说，她已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很难劝阻她不对我们的细胞学准备工作提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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