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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当然，她做这项工作时的效率比我高得多。”他还记得有一次他要和麦克林托克联合发表文章，麦克林托克只不过让他解释一下他自己的资料就把他难住了。说到这里他大笑了起来——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作出解释——但那时他被激怒了。他还记得他们常在玉米地里便餐，把那里当作一个“重要的场所”。就他个人而言，虽然他从未感到亲近过麦克林托克（“她和我们其余的人不一样”），并与他称作的“神秘主义”保持着距离，但是他仍对她表示由衷的尊敬。“她是无与伦比的！”即使他自己并不是她“那种素质”的人，他仍用了“奇妙的”、”惊人的”、“做了最高级的工作”等来赞美她的工作。在退休后，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名誉校长，比德尔回到了玉米地。他打算在他的余生致力于玉米起源的探索，麦克林托克和他对这一课题的看法显然并不一致。

　　对麦克林托克来说，旧日的时光是特别令人愉快的——在康乃尔的玉米地里，同时接二连三地出文章。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她共发表了九篇论文，详细地叙述了她所作的探索：在玉米染色体形态学方面；在成功地将细胞学标记与已知的遗传标记联系起来方面。她的每一项探索对遗传学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她记得罗兹和比德尔给了她许多支持和激励，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我们正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就我们三个人。”他们满怀信心地在一起工作，他们开始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但麦克林托克与其他两个人之间，却默默地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康乃尔对于罗兹和比德尔只是沿着一条有明确目标道路走出的第一步。这些年轻人指望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辉煌的、埋头苦干的、充满机会的历程，而对于麦克林托克，前面则是一条未知的道路。她只是做她所想做的，“绝对没有想到出人头地”。可以这样说，她是不会现实得想到要出人头地的，在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时代，具有科学知识的妇女都宁可当技术工人与教师而不当科学家，科学对她们只是一种爱好而不是谋生手段。研究员的职位是轮不到她们的。

　　允许妇女担任的大学里的职位绝大多数只限于助教，偶尔还有讲师。她们可以在女子学院任教，或者，她们可以嫁给科学家，而在她们的丈夫的实验室里工作。于是对大多数这样的青年女子来说，这一切就是对她们热爱科学的全部报偿了，她们已安于这种状况。而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则不然，她不能，也不愿安于在她性别方面强加给她的限制，而不管这种限制来自何处。也许，她不曾想到过“出人头地”这个词，但是她也不想接受任何替换方案，而其他科学妇女看来是愿意接受这样的方案的；她知道她是谁，她属于何处。她钟情于研究，她干得非常出色。

　　另一位来自玉米细胞遗传学黄金时代的妇女（她虽然比比德尔、罗兹和麦克林托克要小，但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看法。一九二九年夏末，一位年方二十的名叫哈里特·克赖顿的韦尔斯利大学的毕业生来到康乃尔的植物学系。一九三一年，她和麦克林托克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为遗传学的染色体基础提供了确证，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

　　半个世纪以后，克赖顿博士成了韦尔斯利大学的名誉教授，她是一位体格健壮、举止随便的妇女，比较高，比麦克林托克高出半英尺多，容貌俊美、坚定，神态威严，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充满自信，并从中享受到一种乐趣，她说话时声音低沉，由于长期大量吸烟而变得嘶哑。她显然十分喜欢讲故事，特别喜欢谈那早已过去了的时代。

　　克赖顿前一年春天从韦尔斯利大学毕业后，师从康乃尔的玛格丽特·弗格森。弗格森博士在二十八年前就在康乃尔获得了博士学位，她鼓舞着许许多多的青年女子，她在韦尔斯利执教多年，以比其他任何地方训练出更多的女植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妻子而闻名。仅在康乃尔，就有四位植物学教授与韦尔斯利的女毕业生结婚，她们仍然是积极的科学家，在其丈夫的实验室里工作。

　　韦尔斯利毕业了大量的女学生，她们在其它科学领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事实上，在一九二〇年以前，韦尔斯利是培养美国科学妇女的最高学府。这些妇女通常都到那些为培养女科学家提供方便的学院继续深造。在植物学方面，她们主要到康乃尔或者威斯康星大学。哈里特·克赖顿作为一名研究生来到康乃尔的时候是古植物学家皮特里博士的教学助理。但是，她刚到康乃尔的第一天就被介绍给巴巴拉·麦克林托克。麦克林托克不拘礼节，随即问她：“你想学什么呢？”克赖顿不知道——也许是细胞学，也许是植物生理学。“噢，”麦克林托克说，”我愿意把你介绍给夏普博士；我想学习细胞学和遗传学更好些。”

　　到这一天结束之前，哈里特·克赖顿的全部研究生培养计划部制订好了——而且一切部按照麦克林托克建议的那样，她主修细胞学和遗传学，选修植物生理学，夏普担任她的导师，但是实际上，在这以后她是由麦克林托克负责了。麦克林托克向她提出的建议包括如何研究，住在何处，什么是该避免的，什么时候才能避免。“这是任何人能够给予我的最好的指导”，克赖顿回忆说。这一年到植物系就读的还有两个妇女，她们和哈里特·克赖顿最初的计划一样是想取得硕士学位，克赖顿认为，无论如何这是朝着博士学位必要的第一步。麦克林托克解释说事情不是这样，她接着说，如果克赖顿攻读的是博上学位而不是硕士学位的话，植物学系就更会对她认真看待了，克赖顿同意了，欣然采纳麦克林托克的建议。

　　克赖顿是个妇女，麦克林托克是因为这才选中她的吗？根据哈里特·克赖顿的讲法，这是一个妇女得倾全力才能完成的工作，“我不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我想得没有那么多，或者至少她没有这样讲起过。”克赖顿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麦克林托克已经开始预感到她将要离开康乃尔，正在找一个人以推荐给夏普当助手，克赖顿回忆起当时在康乃尔积极活动的理科女大学毕业生组织——SDE，麦克林托克鼓励她参加，虽然麦克林托克本人并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SDE，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在二十年代初始于康乃尔大学的时候一度只有四十个人。“每个人部参加了。”在开始的时候，它的抱负是为理科女大学毕业生提供一个活动中心。但是，到了哈里特·克赖顿时代，她们已不再把它当作一个家看待了，但作为社会和智力团体，它继续起着作用，其成员不时地聚会吃饭。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受过训练的妇女互相结识，但是对她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智力和社会生活的主要中心是在实验室。克赖顿作为一个科学妇女从自己的实验室里所得到的大于她从S会上所得到的。她大概看到，大学创始人埃兹拉·康乃尔所主张的“任何学生部可以受到任何学科的训练”的这个自由的梦想在院系这一级就受到了挫折。例如明斯小姐（卢埃·明斯，园艺系），虽然享有盛誉，但到了五十岁时仍还是一个讲师。明斯小姐的情况给了克赖顿深刻的印象，在以后一些年里，当克赖顿选择工作时，这个阴影一直笼罩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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