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12)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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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当时，克赖顿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科学。细胞学分析技巧十分精密，难度很大，非付出大量的精力不可。但是克赖顿发现她正在学习一些更有用的技术，她正学习跟着麦克林托克论文中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走。她回忆说，即使在当时，许多人就已发现因为愚钝而“很难跟上”麦克林托克。她发现，有时候麦克林托克并不根据前提就作了推理，而事实上，麦克林托克却回答了“你当时可能会问的问题”。这种推理能力是麦克林托克的思想所擅长的，麦克林托克正在讲述的往往正是“你可能会问的问题”。这种推理能力也使克赖顿受益不浅，它帮助她建立起自信心，而这种自信心在应付麦克林托克提出的高标准问题时是很必要的。“她很快就看到了事物，而不那么快看到的人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冬去春来。一九三〇年春天，麦克林托克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克赖顿继续干下去。麦克林托克认为通过染色，她已观察到在第九对染色体上有一个结节，利用这一纯系玉米，最终有可能在遗传交换和染色体交换间建立关系，遗传学家认为这一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提不出证据。（当一个生物体同时具有两亲本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与在通常情况下连锁的两个基因相对应时，可观察到遗传交换。“连锁的”基因通常是一起遗传的，因此被认为是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的，大多数遗传学家认为这个事件的物质基础是成对的染色体的部分进行物理交换，新组合产生的染色体的基因一部分来自父本另一部分来自母本。）　　麦克林托克已经测定了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连锁群的特殊位置，并正绘出其它细胞学标记的形态。所有这一切是通过在同一染色体上靠近两个截然不同的遗传标记的两个细胞学标记来完成的。同时，通过追踪由植物的遗传交换（交配）所新产生的两组标记就能很容易地确定这些交换是否同时发生了。麦克林托克所培养的遗传学和细胞学标记的种子使得克赖顿进入了玉米遗传学这门学科的大门。　　研究玉米遗传学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为了使生长季节尽可能地长，必须尽量在最温暖的地方种植玉米——通常是在朝南的山谷，夏日炎炎，暑气逼人，一大清早，天还不太热，工作就开始了，并要连续工作一整天，需要不断地给幼苗浇水以防它们干死，每一株玉米都得系上标签，在大田里，在实验室里，对它仔细地进行观察，而当受精的季节到来的时候，必须加倍小心，这样才能保证正常授粉。　　紧张的一天过去之后就是休息，作为娱乐，麦克林托克最喜欢痛痛快快地打一场网球了，每天下午五点钟，如果天气好的话，她和克赖顿在网球场上交手——“她回一个球就象猎取一条染色体那样紧张。”虽然，那位较年轻的、长得较高的妇女本身就是一位高超的网球手，现在回忆起和麦克林托克打球的情景时仍感到精疲力竭。　　哈里特·克赖顿在叙述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气魄时说，她把为这个重要的科研题目所准备的种子都给了象克赖顿那样的新手，而这是符合埃默森所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克赖顿回忆说，埃默森的宗旨是给新来的学生以“你所有的最好和最有前途的课题”。根据罗兹回忆，年轻的克赖顿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项课题的重要意义，为了完成它，就需要麦克林托克经常对她进行督促，到了夏天，克赖顿才逐渐领会到在这以前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解决得了这个问题。因此，完成这项课题就不只是教学实践活动，而是对该领域所作的实际贡献。一直到今天，提起这件事时麦克林托克只是耸一耸肩，“很明显，这件事是非做不可的”，她还认为要干就要干好。　　毫无疑问，这件工作十分适时。在大西洋彼岸，科特·斯特恩对果蝇的研究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可以预期，她将通过实验，以完成经典遗传学链条中的最后一环”。在整个二十年代，遗传学家一直用显微镜观察果蝇的减数分裂，但有很多环节一直难以处理，现在，斯特恩终于能够绘出可以清楚他说明交换过程的遗传标记了。而确立果蝇遗传和染色体交换关系的实验也正扎扎实实地进行着。根据克赖顿的说法，如果不是T.H.摩尔根介入的话，斯特恩肯定先于他们而发表文章。　　一九三一年春天，摩尔根来康乃尔在梅辛杰年会上作报告。一系列的报告刚一结束，这位伟大的遗传学家就从某个角落出现，到各实验室巡视。他想知道每一个人正在做些什么。当他来到克赖顿和麦克林托克两人的小办公室时，克赖顿向摩尔根报告她的研究课题，并给他看了去年夏收的主要成果。摩尔根立即问她们是不是已发表过文章，没有，她们正在等一熟玉米以肯定她们所积累的材料。摩尔根表示反对。他认为她们已完全够了；她们现在就应发表她们的成果。摩尔根克服了每一个人的犹豫（例如，夏普说这是克赖顿的博士论文，她得实习三年来完成这篇论文），他要了笔和纸，当场写了一封信给《国家科学院记录汇编》的编辑，告诉他预计在两周内可以收到克赖顿的论文。论文在七月七日寄到，一九三一年八月刊出。　　当时，科特·斯特恩同时进行着的研究正在顺利展开，他的成果却被别人抢先发表了。斯特恩的论文基于更广泛的资料之上，但在几个月内不会刊出，他显然不安了。在晚年，斯特恩回忆起他公布他这项研究成果的那一天：　　我以年轻人的热情得意洋洋地交出了我的论文。过了一会　　儿，凯泽·威廉研究所的一位同事跑来对我说：“我不想破坏你的　　情绪，但在你休假的时候，哈里特·克赖顿和巴巴拉·麦克林托　　克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在玉米上所做的实验与你刚宣布的独家　　发现完全相同。我得承认……我仍感谢我的同事让我多得意了半　　个小时。他在我们谈话之前就可以把克赖顿和麦克林托克论文的　　事告诉我了。　　根据克赖顿的说法，摩尔根后来承认当时他已经知道斯特恩的工作。但是（在他介入这件事约一年之后），正如他所解释的，他也知道这种情况，就是即使克赖顿和麦克林托克在夏天以前就开始工作了，斯特恩要超过她们也是轻而易举的。用果蝇进行研究，无需等待整整一个生长季节去研究遗传交叉的结果。每隔十天就可以得到一代新果蝇，克赖顿记得摩尔根讲过：“我认为玉米击败果蝇适逢其时！” 　　第二年夏天，第六届国际遗传大会在纽约州的伊萨卡召开，本书所有的主人公有了见面的机会。自从上届遗传学大会以来五年时间过去了（参加那次会议的有来自三十六个国家的八百三十六名代表），离上一次在美国召开的遗传学大会则已有三十年。会议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开幕，有五百三十六名遗传学家报到出席（许多欧洲代表未能参加）。该领域的所有名人都到了场。T.H.摩尔根担任主席，罗林·埃默森任副主席。理查德.B.戈德施米特，柏林凯泽.威廉研究所所长担任欧洲代表团团长。　　摩尔根在开幕词中回顾了遗传学的历史，估价了该学科现有的地位。作为总结，他为遗传学家开出了一张在最近的未来要进行研究的包括五个最主要问题的清单。第一，“关于基因生长和复制的物理学和生理学过程”的理解；第二，“染色体接合时及接合后所发生变化的物理学解释”；第三，“基因与性状的关系”；第四，“突变过程的性质”；以及第五，“园艺和畜牧的遗传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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