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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国家研究院颁给两年奖学金的时间过去了,这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多产的时期,她可以做自己要做的工作,去自己要去的地方。她买了一辆福特牌A型敞篷汽车,在国内到处巡行。从哥伦比亚、密苏里到伊萨卡、帕萨迪纳,然后回来,她依然没有想到专业:“我就是对我所做的如此有兴趣,以致于我简直等不到早上就起床去工作。我的一个朋友,一位遗传学家说我是一个孩子。因为只有孩子等不到早上起床就去做他们要做的事。”她说了一个驱车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回到密苏里的故事。当时一大堆出车祸的新闻在人们的记忆中犹新,她得小心开车。她回忆说:“我唯一关心的是,如果我死了,我就永远得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她脑海里“满是课题的事,我记不得(职业)对我有任何鼓舞。”后来她记得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早上一觉醒来说:“啊,我的天,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妇女的专业!”但那已过去很多年了。

  一九三三年,由无可匹敌的三巨头——摩尔根、埃默森和斯塔德勒——的推荐,她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去德国。她原来计划是同科特·斯特恩一起工作,但斯特恩那时已经离开了德国。另一位大遗传学家(也是犹太人,但凭借他的盛名,多少要比斯特恩安全些)仍在柏林。这个人就是理查德·戈德施米特(一八七八——一九五八),威廉皇帝研究院的负责人。戈德施米特是遗传学历史中较为有声有色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思想家,对遗传学与发育之间的关系、生理学以及进化一直有兴趣,他坦率地批评当代遗传学理论过分狭隘,并且过分集中注意力于遗传机理。他特别乐于揭露美国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们概念的不当。虽然后来他在现代遗传学家中间声名狼藉,但在当时,他是受推崇的人物,他的许多理论最终受到怀疑,但有些意见同麦克林托克后来对遗传组织的观点是如响斯应的。

  可是,一九三三年去德国是一个不祥的时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经历。我对我所看到的毫无思想准备。”她和当时的许多美国人一样在政治上十分天真无知。“如果我有政治头脑,我就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就不致于被我在那边看到的正在进行的事情所压倒,被扰乱而完全陷入恐慌。”或者说,如果她懂得多些,她可能干脆不去德国了,希特勒统治的悲剧给她的打击非常厉害,而且显然也是针对她个人的。即使对于那些在她周围所发生的事,她也是孤独无援的。她的许多亲密朋友和同事(可追溯到大学时代)是犹太人。在德国,作为一个局外人,不管感情怎么样,她在寻找她大学里的犹太朋友,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头露面。她不愿意讲那时期的事。就在德国期间,她写了有关核仁的论文,“那就是为什么论文写得如此之糟……我的情绪坏极了。”

  哈里特·克赖顿回忆说,她经常收到(有时是每天)从德国来的信,信中描述了严寒、多雨、寂寞的日子。没有一个能与之交谈的人。研究无法取得进展。加上可怕的寂寞。刚好在圣诞节前,她回到了在康乃尔的旧实验室。这就是她的老家,她显得出乎意外的心绪不宁。

  回到康乃尔,她象平常一样重新工作,但她的沮丧是显而易见的。带着她在德国的创痛经历,她回到了被大萧条搞得摇摇晃晃的祖国。她个人的经历使她清楚地意识到她被迫面对现实情况:从一开始情况就十分困难,而现在又由于周围经济萧条而大大地激化了,从儿童时代起,她就知道,要独行其是就得付出代价。在过去,那代价看来是必然的,但又是可以对付的。但现在,忽然之间,那代价显得比她所预期要大得多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她已把奖学金花光,她仍然没有固定的职业。哈里特·克赖顿从观察麦克林托克中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教训加强了在这以前另一个从观察卢埃·明斯小姐的人所得出的教训:“你不能老呆在康乃尔或任何其它大学!”这是麦克林托克,比克赖顿大七岁,而且更有经验,得到最大的信任,并有遗传界巨子的支持,但却找不到一个职业。一九三四年,克赖顿在康涅狄格女子学院执教,薪水很高,她肯定也是受赏识的。但麦克林托克毫不动摇。她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搞研究的科学家。

  大概就在那时,她的工作得到承认已露端倪。“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妇女的职业。它来得十分突然——令人惊奇和有点令人不愉快……在那时候,在三十年代中期,一个妇女有抱负是不很受欢迎的。你如果是一个未婚的、有抱负的,特别是在科学方面有抱负的女子,你无异是在糟蹋你自己。我忽然认识到,我已陷于不知道到哪里去工作的境地。”

  一九三四年春天,离开学校七年之后,麦克林托克已赢得国际的声誉,但她还悬在康乃尔,得不到财力支持。时世对每个人都是艰难的。大学里的就业机会几乎荡然无存,这种情况甚至对她的男同事也一样,哈里特.克赖顿是幸运的,但她的专业已从生物学研究的主流转向其他方面。罗兹和比德尔,同三十年代中期的其他人一样,正在等待时机。他们部担任研究副手的工作,比德尔由摩尔根支持,罗兹由埃默森支持。但麦克林托克有胜过他们的地方,她有四到五年(分别地)从事后博士学位的工作经历,却无法指望有谁会支持她:她决定她得离开。因为无论是她,还是她的研究要是没有一笔钱是不能存在下去的。

  很幸运,埃默森得悉她决定离开的消息后就同T.H.摩尔根联系,他转而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经费来源申请。基金会的支持,至少在遗传学方面,是唾手可得的。他申请一千八百到二千美元一年,作为麦克林托克在埃默森的实验室的研究经费。一次,摩尔根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分部董事沃伦·韦弗的会见中争辩说,这样一笔投资“将是对整个遗传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她是高度专门化的。她的天才被限制在玉米遗传的细胞学方面,但她肯定是在这个狭隘领域里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摩尔根也提到了他名之为她的“个人困难”,声称“她在这个领域里十分失意,因为她确信,如果她是一个男子的话,她就会有较为自由的科学研究的机会。”

  埃默森在六月底重复了这个要求,并对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说明,这一情况也在沃伦·韦弗的日记中有所记载。韦弗概括了埃默森的评论,加上值得注意的细节:

  植物学系不打算重新录用她,主要因为他们认为她的兴趣全
  在于研究,而且一旦其他地方给她更合适的工作,她就会离开伊
  萨卡。此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囵为她担任大学教师的工作并不完全
  胜任。植物学系显然宁愿录用一个才能较差,但乐于接受大量的
  例行工作的人。目前,麦克林托克绝对看不到下一年被雇用的前
  景。(埃默森表示他深恐)“这一情况将(使她)极为忧虑,从而在
  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严重地干扰了她的科学研究工作。大家都知道
  她是十分神经过敏十分激动的,对不给她科学研究的机会非常不
  满。她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她的性别所致。因为她的智力使她足以
  认识到她比那些她接触过的大多数男子更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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