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17)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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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她搬进了实验室，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工作已日益成为她日常生活的支柱。她继续倾全力于跟踪染色体变异动力学的工作，那使她得益匪浅。麦克林托克帮助全国的科研工作者播下了需要继续进行耕耘的种子。全然由于颖悟，她是无可匹敌的。除了她，没有一个人能够只通过严密的观察就懂得那么多细胞的秘密。她利用了两种细胞遗传学家有用的证据——一种是肉眼所能观察到的，即在成熟玉米的组织中所存在着的大量的颜色和特征的新的模式；另一种是染色体内部的物理变化，只能通过显微镜看到。她具有无比精湛的技巧，能把各不相关的线索综合成彼此相关的有意义的整体。她逐渐能识别出哪些是值得追踪的线索，她也能直觉到什么是重要的，马库斯·罗兹曾形容她是一个“园艺能手”“无论干什么，她都能干出大的名堂来。” 　　在密苏里期间，她确实干出了一件大的名堂来——部分是因为事情本身了不起，部分是因为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有可能被她采用。在她完成了环形染色体的研究之后，她转而研究断裂的染色体重退火的情况。X 射线特征性地引起许多染色体的断裂，产生了断片，重返火后碱基排列的顺序或者是正常的，或者是颠倒了的。麦克林托克发现一个倒位的染色体，能通过同正常的同源染色体交换产生“具双着丝粒的”染色体，就是说，一个染色体就有两个着丝粒，即细胞分裂的两极。在随后的核分裂的每一周期中，上述染色体的两个姊妹半染色体试图分离（在后期），但仍通过两极之间的染色质形成桥。当机械力上升时，桥就断裂，当染色体加倍时，新的一对染色体的断裂端就互相愈合（见下图）。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染色体就一直具双着丝粒。在生物体全部细胞中，这样的周期：断裂——愈合——桥在植物的生活史中多次重复进行。当断裂端最后不再愈合时，这一周期循环就结束了。但在籽粒的胚乳组织内不定期地出现了重复。裂——合——桥周期导致了大量的突变，使胚乳组织出现特征性的彩斑模式。这许多突变是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其中有些涉及到染色体重排的总体变化。　　这个研究成果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报道出来了。它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某些人来说，这一成果包含了他们需要的证据，即染色体的再接合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高度特定的力控制染色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他一些人的主要兴趣在于那是解释大规模的突变原因的一种方法。而麦克林托克则两个原因都有。此外，这一研究成果也证明了涉及生物体产生变化的另一个机理。　　然而在研究工作上获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在人事制度上也获得成功。从表面上看，密苏里大学的职位解决了很多困难，但实际上麦克林托克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问题提出来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过了五年以后她又一次失去了工作？　　麦克林托克认为，她在密苏里的日子从一开始就是屈指可数的。她早就下了结论，那个职位是斯塔德勒为她“特别创造的”。“它非常特别，非常之好——我具有其他大多数人所没有的特权。但当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之后，我认识到这不是我能真正久留之地。我经常孤立无援，对此我无能为力。我没有机会得到提升。我被排除在教师会议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的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职业地位的不自在使她日益痛苦。当她的声誉在遗传学界继续上升时（一九三九年她被选为美国遗传学会的副主席），她在密苏里大学的地位却不是这样。更令她感到不愉快的是系里竟不把其它机构所提供的工作通知她。“来了许多封信询问一些人（‘有这样这样的人吗？’）他们不把信交给我。之后来信问我为什么对此没有兴趣，并且说有人告诉他们我已被提升了，但从来没有人对我提起过这类事情。” 　　她未被提升。但她认为他们确实是希望她留下来的。“我很知道那不可能。他们常常讲到他们聘用的副教授之类的人，那些人所得到的信任还远不及我。我依然是一个助理教授。他们对我讲到招聘的事，似乎这一切与我全然无关。终于有一天，我想‘就这样吧！’我走进院长办公室，问他，‘我有可能留下吗？’他告诉我，如果斯塔德勒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很可能解雇我。”于是她要求请假，不领薪水。她离开了密苏里。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　　究竟为什么没有人要她继续留下来，这个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几乎可以肯定，她的性别是她受到粗暴歧视的一个主要原因。她并不是密苏里大学雇用的第一位妇女，事实上就在麦克林托克任职期间他们已提升了另一位妇女（玛丽·简·格思里）担任动物学副教授。是否因为她曾要求得到与她的才能相称的权利，并以请假来表示不满从而被认为她“难对付”呢？在某种程度上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当了五年的助理教授，她不仅没有进入社交圈子，而且即使参加过那么一两次活动，也使得她在别人眼里甚至更成问题。她就抵制成为一位禁锢在象牙之塔中的“科学贵妇人”。而当她获得通常是为男子准备的研究院院士的头衔时，她也不愿充当那个角色。密苏里的失败，使得她在多大程度上象她的同事们一样去迎合上级的意图，依然是一个问题。事实是：周围的传统和习俗，对她来说，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不以为意过。　　后来她认识到，她“做了别人不做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闹得大学校园满城风雨的小事（多年以后，有人给她看了不知谁拍的她的照片）：“有一个星期日，我到校但忘了带钥匙，我只得从建筑物的边上爬上去，爬进窗口。”对于她，这种事情是最自然不过的。　　她回忆起另外一件不那么有趣但使得当局感到恼火的小事。根据校规，研究生在夜间十一点钟后不准留在实验室。但是她认为她的研究生助理的工作十分重要，所以她说“继续干下去吧”。而如果她认为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到其它地方将更有作为的话，她会鼓励那个学生离开密苏里。显然，她优先考虑的并不是传统的对单位的忠诚。　　她还说了有可能给她带来麻烦的另一件事。在她任职的第一年，康乃尔继续向她提供一个研究基地。每年夏天她都要回去种玉米。夏末，当把成熟的玉米收割完毕之后，她才赶回密苏里，往往刚好赶上开学。有时碰巧玉米成熟晚了，“我只好等着。其实并没有必要一定要我回去。我得把每件事都安排好才行。”她把正式的工作日程表视如敝屣。说真的，当说到她是如何和陈规陋矩对着干的时候，你可以明白无误地感到有一种骄傲的神态。可是这样的行为对其他人就不能不视为一种挑衅了。学校当局十分重视规章制度，他们经常为上述违反制度的行为而责备她。　　越轨行动、心不在焉或者傲慢无礼，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编造出许多科学传闻。怪癖很可能是创造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说法也近乎老生常谈。大部分的大学社团已习惯于容忍有名的科学家的某些怪癖行为。而麦克林托克的一些同事却不能容忍她，他们的情感是与宽容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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