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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在三十年代中期，遗传学和胚胎学无从建立友好关系。在各自领域里的研究人员，对另一个领域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即使不互相轻视的话，也对对方的研究课题不感兴趣。方法论和哲学的约束，把他们进一步分开了。基因的理论是典型机械论的，遗传学的方法论是内在数量性的，遗传学家为数字的力量吸引。相形之下，胚胎学却是一门比较质量性的科学，它所涉及的全是形态和形式，因此不可避免地对个别生物体比遗传学更感兴趣。

　　必须把这两个领域连在一起，这对任何人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有的胚胎学家，担心遗传学家会侵入他们的领地。一九三七年，“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副主席耶鲁大学的罗斯.哈里森退休时警告说：

　　基因理论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生物学最引人注目的和最惊人
　　的成就之一。不管怎么样，胚胎学家比较关心整个生物体的较大
　　的变化……而不是已知同基因活动联系起来的较少的质量。
　　现在，普遍认为有必要将遗传学的数据同胚胎学联系起来。

　　遗传学家的“漫游癖”使他们开始竭力主张纳入我们的方向。指出
　　这一威胁性入侵的危险性，可能是非常及时的。

　　由于基因理论的成功所获得的威望，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全
　　部引向基因组，并很快就可能成为理解发生的障碍。有鉴于细胞
　　活动、分化，和事实上所有的发生的过程实际上都受细胞质影
　　响……这些理论全部太片面了。

　　如果胚胎学和遗传学看来是互相矛盾的，那么，遗传学和进化论也同样如此。实际上，遗传学和进化论在早期的关系，同胚胎学和遗传学的关系有些类似。对第一代的孟德尔主义者，自然选择的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去解释进化的变化看来已完全不合适了。直到三十年代，才有可能把遗传学和进化论成功地结合起来。关键在于，进化是与群体有关系的，因此研究进化的变化自然就集中于遗传特征在一个种群里的分布。基于这个认识，霍尔丹、费希尔和赖特（还有其他人）发展了群体遗传学的理论，那成为过去歧异的各个领域，如遗传学、生物统计学、古生物学和系统学进行总的综合的基础。

　　遗传学家对达尔文理论的论争，原先集中在两个基本的问题上：其一是小范围进化的变化方向问题，其二是选择在新物种形成时所起的作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很早就在遗传学领域大多数工作人员的思想上解决了。对突变现象的研究，看来造成了一种信念，即认为由环境导致改变的（获得性状）遗传是多余的。比较简单的设想，就象新达尔文主义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基因的改变所引起的进化是随机的。那由自发突变所产生的自然选择作用的变异，明显地决定了进化改变的方向。新达尔文学派的这一立场遇到了许多的反对，甚至有人相信获得性状遗传的理论，这些情况，在少数的遗传学家中间持续了一些时候，并渗透到与孟德尔遗传学概念相距很远的那些领域。

　　选择在新物种形成时所起作用的问题，通常是一个较难的问题。直到三十年代，仍有非常多的遗传学家根据个别生物体的微小改变继续对抗达尔文自然选择是进化动力的意见。他们认为必须用大（或巨大）突变来解释新物种的起源。看来由于群体遗传学的发展而使几乎所有遗留下来的怀疑归于平息。根据群体遗传学的观点，新物种是由处于地理隔离状态的原先的种群缓慢而又逐渐地积累突变而产生的。虽然，现在这一主张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挑战，但它还是提供了长期以来使生物学家苦恼的问题的答案，因而大部分遗传学家最终还是接受了达尔文理论。如厄恩斯特·迈尔最近所写的：

　　新的综合是以全盘抵制获得性状遗传、强调渐进作为达尔文
　　理论的中心原则、认识进化现象是种群现象，并再次肯定自然选
　　择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为特点的。

　　由于遗传学和进化论明显地和解，生物学家对两者的理论有了更为深入的信念。

　　这一综合的直接影响是遗传学的地盘和影响大大地扩大。但在科学上，正如其它领域一样，成功与正统有天然的血缘关系。随着遗传学继续不断地取得成功，“正确原则”的叙述也继续发展。经典遗传学的这一真正实质性的进步，促使人们确信，与这一新学科一致的一整套数学和哲学的理论——这一理论对于什么问题是重要的、是什么恰当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的，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等概念是有影响的。反过来，这些特殊的方法论和哲学堡垒的牢固树立，又导致了特殊类型科学的进步。

　　对这个相互影响的工作进行分析无疑是当代科学历史学家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在众多的问题中，有一个是必须要问的：是什么个别科学倾向于信奉一套这样特殊的数学和哲学，去对抗或接受在一个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潮呢？答案当然取决于一系列因素：从纯粹科学的一直延伸到社会的和哲学的。如果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在方法论和哲学上保持独立往来对抗那日益增长的、在她自己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独立性当然同她特殊的“特异体质和个性”有某些关系。

　　她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常常同她周围的人不同。对那些“自以为他们将解答基因组的人们”，她是真正的怀疑论者。对于她，基因是不可解答的——它“仅仅是一个记号”。

　　“我们使用这一套记号，正象物理学家使用另一套记号一样。”因此，她对遗传学和进化论的新综合——群体遗传学甚至更为怀疑。她认为全部分析是基于“不适当的概念”之上的。群体遗传学“是处理记号所表示的实体的。这些记号在处理方式上是不够好的。”比较笼统他讲，她对遗传学家热中于数量分析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如此热中于使一切数字化”，以致经常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她自己的方法是“看到一个不同的（玉米）籽粒时，就设法使它能被人们理解。”

　　她认为她的同事们在热中于“计数”时，经常太忽略了一个脱离常轨的籽粒。而且所有其它的这些差异是跟她早期和随后对胚胎学的兴趣相一致的。对大部分遗传学家来说，细胞遗传学的工作使得他们对遗传传递和变异的物理一化学方面的问题发生兴趣。这一研究重点也同时转移了对发育问题的注意力，并为分子遗传学铺平了道路。但对麦克林托克来说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她专心致志于细胞遗传学过程精确机制的研究，但由于对整个生物体的信念，她从不对发育的问题失去兴趣。她三十年代所发表的论文（她发表核仁组织者区域的工作可能是一个例外）可能并没有直接表示这一兴趣，但是那兴趣对她在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激进的、系统的理论起了重要的作用。

　　甚至在遗传学领域里，麦克林托克的兴趣也不完全孤立。其他的遗传学家也对胚胎学有兴趣，即使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并不应用它也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在口头上批评了在现代遗传学中还原论者的思潮。麦克林托克一点也不是她领域内最严厉的批评者。几乎可以肯定，那荣誉属于理查德·戈德施米特，那时最声名狼藉的持不同意见的遗传学家。由于他极端的非正统，戈德施米特在正确评价当时的正统派时就占了上风。他对麦克林托克也起了陪衬的作用。这两人有许多兴趣是共同的，包括对胚胎学的尊敬和对流行教条的怀疑。但在风格上的重要不同使他们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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