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23)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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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一九四二年春天，布什作为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主席兼卡乃基学院校长，精力全放在战争上，脑子里塞满了许多其它的事情。然而他抽时间会见了麦克林托克。“事实是我们度过了一段奇迹般的时间，我们谈了各种各样的事，而我完全不觉得紧张。他也如此。”在她回冷泉港的那天晚上，布什打电话通知德梅雷茨，同意对她的任命。“我接受了它，仍然不知道我是否要一个职业。要等四五年之后，我才真正知道我将呆下去。” 　　为什么要她决定有如此之困难？理由是难于推测的。卡乃基学院向她提供的是其它学院所不能提供的——一笔薪水、一块供她种玉米的土地、一个进行研究的实验室和一个家。在这儿这样的环境中，她可以追求她自己的理想，干她认为合适的工作，使她免去了系里的活动、教学任务和行政责任。但这种保护也许过了头。在那田园诗般的隐居中，冷泉港可能令人觉得象一个偏僻的村落，又小又遥远，有几分离开了正常的科学交流。　　常年开放的主要实验室是由华盛顿卡乃基学院创办的——之后就称为他们的遗传学系。但原先在一九〇四年用一笔可观的捐款开办时，这儿是一个实验进化站。著名的优生学家查尔斯·达文泼特是第一任系主任。在六位专职研究人员的帮助之下，达文泼特建立了这个站，作为美国早期遗传学的主要研究中心之一。一九一〇年以后，与哥伦比亚、哈佛、康乃尔和其它学院的实验室相比，它已相形见绌。虽然如此，它继续保持着重要的新遗传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声誉。常年的研究人员人数，介于六到八位之间。再加上少量的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以及一大群助手。在夏天，涌入的客人三倍于专职研究人员的人数。　　占用同一场地的是长岛生物学学会，它是布鲁克林艺术科学学院生物学系夏季实验室的派生机构（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由当地的常驻人员负责。长岛生物学学会主要是一个夏季研究机构，它吸引了一大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卓越的遗传学家。　　长岛北岸，冷泉港把夏天休假的愉快闲适和促进科学的交流结合起来。有一个海滩可以游玩；一个饭厅可以就餐；为数不多的实验室可供工作。它对来这里避暑的生物学家们（带家属或不带家属）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一九四一年夏天，冷泉港接纳了六十多位遗传学家，其中有许多名字是伴随经典遗传学的发展而成名的，还有其他一些人，象依然年轻的马克斯.德尔巴吕克、萨尔瓦多·卢里亚，他们的声誉与新遗传学的建立俱来。甚至那老康乃尔派，也有巴巴拉·麦克林托克、马库斯·罗兹和哈里特·克赖顿作为代表。　　但是，随着秋天的来临，那些杰出的人物都回家去了。留下很少一部分骨干，继续做他们的研究工作。虽然同哥伦比亚生物学系保持了密切联系，但冷泉港一到冬天就属于自己。但它大小了，不能提供象麦克林托克在康乃尔所熟悉的那种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以让整个学术圈子共同使用。甚至密苏里都为同行们提供了对麦克林托克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交流的较大的可能性。唯一的例外是在冷泉港短暂地工作的、偶然来此的青年研究员（彼得·彼得森是一个）。麦克林托克是，而且将依然是，那里唯一的玉米遗传学家。漫长的冬夜无人可谈，没有志趣相投的人分享那理想，或者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可以开开玩笑。哈里特·克赖顿在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巴巴”早年扮小丑的爱好时说，麦克林托克在冷泉港就是没有“足够的娱乐”。虽然社交圈子对其他人可能象是一个大家庭，但麦克林托克似乎从来就不是它的一员。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麦克林托克在冷泉港受惠不少。尽管她最初在心理上很矛盾，但卡乃基学院所提供的赞助，可能最后拯救了她的职业。战事总动员将导致国家科学布局的巨大变动，冷泉港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是太坏的地方。最后，显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她的工作需要一个场所。一九四二年初，她搬到冷泉港，恢复了当时对她最有兴趣问题的研究工作——那引起反复的裂一合周期的染色体缺失。她如此热爱的这一工作，又一次吸引住了她的精力和注意。　　那年年中大战正酣。卡乃基学院急于将自己的贡献奉献给总体的努力。理事委员会决议“把战争研究放在第一位，为达到这个目的，应暂停和平时期的研究。”这一决议的言外之意显然也得到了承认。万尼瓦尔·布什在“一九四二年六月校长报告”中写道：“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我们依然希望朝着遥远的文化目标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可是，他接着写道：“并非所有的科学才能，都具有立即并直接应用于战争的性质，因此这种转变在有些系应该比其它系发生得迅速些。” 　　遗传学系同其它领域比起来就属于那些非当务之急的系之一。虽然有一些冷泉港的工作人员，已经转向战时科研项目，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研究工作进行如常。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看来是重要的，是“遥远的文化目标”的基本研究，它在行政的年度报告中，受到了有利的关注。　　可是，即使遗传学的研究可能没有受到战争的多大影响，但日常生活是受到影响了，到处都看到旧衣服和眼泪。冷泉港的空气甚至变得比平常更宁静，显然也更艰苦了。汽油的短缺阻止了旅行，定量配给降低了食堂伙食的质量，夏季涌来的游客数量减缩到微不足道。没有别的事可做只好工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过去了，而遗传学的新贡献就从冷泉港源源不断地输向了各地。　　有些研究最后改变了遗传学的面貌，但当时对潜藏着的变化的广度，就没有人能看到了。对我们现在名之为经典的传统的研究，正生气勃勃地继续进行着，不断地出成果。有象麦克林托克那样的遗传学家在该领域进行探索，使我们所熟知的遗传学日趋复杂。但其它的遗传学家，却走向另一个不同的方向——并很快就出现了日趋简单、越来越缺乏想象力的局面。根据后来的认识，大多数历史家说，分子革命是在四十年代早期开始的。　　最重要的事件是恰在冷泉港西四十英里所产生的一个发现。在一个下瞰东河的实验室里，奥斯瓦德·艾弗里和他的合作者，科林·M·麦克理奥德和麦克林·麦卡蒂——都是洛克菲勒学院的——发现DNA是特殊的遗传特征的载体。但这一事件的全部重要意义，在四十年代还看不出来。其它进展的意义、它们的微妙影响，同样也很不清楚。当时有谁能预言卢里亚和德尔巴吕克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大部分工作是在冷泉港作出的）会使遗传学家们的研究课题发生如此的改变呢？四十年代是生物学发酵的时代。但它们所引起的范围广泛的剧变，在五十年代还未能完全感觉到。所有这些发展同麦克林托克的生活和工作间接地发生关系，还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与此同时，麦克林托克对玉米遗传学的研究，进行得非常顺利。新成果大量涌现，在她给卡乃基学院的年度报告中和她为《遗传学》杂志所写的长篇论文中记载了这些成果（“玉米纯合子的缺失与突变和复等位基因的关系”）德梅雷茨在为遗传学系所写的年度总结报告中，突出地提到了她的非凡的形象。然而在冷泉港工作了两年之后，一种幽闭恐怖症的感觉向她袭来。她准备休息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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