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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六年紧张的工作使麦克林托克实现了她早年的幻梦，她以严谨的结构和充足的论据建造了一座理论的大厦。大量资料塞满了办公室的柜子：一次遗传交叉一张卡片，记录这些交叉数据的厚厚本子，大办公桌堆着附有说明的资料，以及只论述转座的分成三部分的长篇手稿。麦克林托克回忆说：“那时候转座对生物学家来说纯属无稽之谈。”因此，实际上她的资料处处都遇到了预料到的反对。“我狂热地收集表明必须发生转座的证据——直到确凿无疑为止。”证据多得无法公布。她分几次写出有关Ds转座的连载文章——用给那时已搬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马库斯·罗兹的私人信件形式写出专题论文。麦克林托克送了一份复写的副本给斯但利·斯蒂芬斯——在罗利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从事棉花研究的一位聪明伶俐的、富有同情心的遗传学家。在冷泉港，麦克林托克每天跟伊夫林·威特金一起讨论她的研究结果。

　　遗传学家西奥多修斯·杜布赞斯基的学生伊夫林·威特金第一次来到冷泉港是一九四四年夏天；次年夏天她又来到冷泉港，一呆就是十年。现在威特金教授主持拉格斯大学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研究会的工作——在那鼓舞人心的漫长年月里，威特金感到了麦克林托克给予她的恩惠，为表达她的谢意，威特金就以麦克林托克的名字命名了这个研究所。从一开始，那位年长的妇女就受到了这位年轻的女士的爱慕和钦佩，伊夫林·威特金很快就成了能分享麦克林托克直觉和发现的人。麦克林托克在深奥的玉米遗传学方面对她进行指导，并向她解释所得出的数据的意义。

　　威特金本身不是一位玉米遗传学家，但是在麦克林托克的指导下，她很快就胜任了辨认模式的工作，而且她干得如此之好，以致“实际上也能看到基因在一定时间里开闭”。威特金自己的实验室与麦克林托克的实验室在同一幢楼里，当有什么新东西出现时，麦克林托克就打电话给她，她就下去看。学习玉米遗传学——与她所研究的细菌是这样的不同，且复杂得多——占去了她大量时间。但是，能够沿着麦克林托克研究的方向前进所感受到的激动，使她觉得值得一干。

　　“只要从她的肩上向前看，看着那些目标，你就能想象事情将如何进行——她使你看到了它，”威特金说，“她甚至能够把它传播给一个门外汉。她能够将其付诸实现。”

　　威特金回忆说在当时分化的问题压在每个人的心上——甚至在威特金的博士考试中向她提出了怎样说明由相同的胚细胞所引起的组织发育分化的原因——但是没有人知道答案。麦克林托克所发现的“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全然无关，它象是在观察二十一世纪。”

　　然而，没有多少人象她那样自信。麦克林托克回忆说，“伊夫林是唯一真正懂得我所干的事情的人。”马库斯.罗兹当然是支持她的——他绝对信任她——但她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懂了。冷泉港的其他大多数人都不很懂得玉米遗传学，而且在一九五〇年以前，他们通常能得到的唯一说明是麦克林托克写给华盛顿卡内基学院的报告。这些报告同后来所写的论文相比，是异常易读的，但在当时就很少有人读过它。这些报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也几乎没有什么材料支持这些报告。科学家们则一般是不留意一所学院的年度报告来了解在这个领域里发生的事。

　　一九五〇年秋天，麦克林托克在“国家科学院资料汇编”中发表了Ds和Ac转座的摘要报道。她以《玉米易突变位点的由来与行为》为题介绍她的课题，以促使人们注意她正在进行研究的其它类型的遗传不稳定性（包括著名的“位置效应”）之间的相似之点，同时强调在所有这样的生物体中，在杂色下面的机制的相同性。但提出这个工作的完整的报告的明显原园——尽管只是强烈的暗示——是下一次冷泉港的学术讨论会。随着会期的日益临近，她变得越来越忧心忡忡。那时候，她将怎样能够拼凑起足够的文章以让她说清楚一切？她能把她所“懂”的传达给其他人吗？她完全知道她自己的思想和她同事的思想之间已存在着不一致，知道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将很难领会她的新发现的含义。

　　◎第九章　不同的术语

　　麦克林托克的担忧是对的。那年复天，她在冷泉港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遭到了石头一般的沉默。除了一、两个人之外，没有人听得懂她。后来，出现了窃窃私语，甚至，有人窃笑她，有人则直率地抱怨她，不可理解，这个女人在忙些什么呢？

　　不知怎么地，她感到“怅然若失”。她所作的阐明她的体系的逻辑努力看来已一败涂地了。当然，她会再试一次的，因为演讲打不中要害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失望看来是巨大的。她揭去了她的创造物——一个无与伦比的说明的模式，加上充分证实的证据——的面纱，这是她六年来呕心沥血和精疲力尽的紧张工作的目标，而现在她的同事却抛弃了她。

　　忧虑至少能起使我们对逆境有所准备的作用。但是看来麦克林托克对失败的程度缺乏准备。她又作了尝试——在几次讨论会上，在她发表在《遗传学》杂志上的详加叙述的论文中（包括许多原先简短的介绍中所没有的数据），五年之后，在一九五六年的冷泉港讨论会上她又作了一次介绍。在这期间，她所解释的控制和调节的机制显得更复杂了，因此，现在她的工作更难而不是更容易进行下去了：周围的环境甚至变得比一九五一年的时候更加难以接受。仅仅只有两次，有人要求她提供她在《遗传学》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的单行本（一九五三年），而且，在一九五六年，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比一九五一年的时候出现了更多的蔑视。

　　甚至没有一个人真会对这一严酷的急转直下的情况有所准备。但是麦克林托克想必是最缺乏准备的了。在她的领域里，她不是一个新手，并且，尽管平时她已经历了许多的困难，但她还是习惯于在科学上取得成功。首先是，她习惯于受到同事们的尊敬和赞美。到一九五一年，她是遗传学领域的泰斗之一，处在象她那样地位的科学家是不希望自己的工作被人断然拒绝的。

　　象麦克林托克那样对人的权利有着强烈信念的人是指望有人倾听的。从长远观点看来，这种信念对麦克林托克是极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她所需要的保护使其得以继续工作。但在短时间内，这种信念仅能加剧对她的打击。当时，她对这些都不屑一顾，不过同时她也承认，一九五一年的学术讨论会“确实打击了”她。“令我吃惊的是，我不能再与他们交往了。我受到了奚落。他们告诉我真的疯了。需要对这件事再次作出调整。”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她宣称，这件事使她受益匪浅，但是和她最接近的一些人感到这是一次要她个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再调整。“后来，有那么几年，我不能和任何人谈我的想法，也没有人请我参加学术讨论。”她回忆起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一位冷泉港的常客曾对她说：“‘我不想听你谈你正在做的事情。那可能很有趣，可是我知道那是一种发疯’——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话。”有一些话更不礼貌。她复述了“一件可笑的轶事”：有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称她“只是冷泉港闲置了多年的一只旧手提包。”朋友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她，以免她听到后感到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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