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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同事都走散了。她有好朋友，有几个坚定的同盟者（伊夫林·威特金是不可动摇的），还有分散在各地的大量忠实的赞赏者。几个玉米遗传学家充分理解、赞赏她的工作，他们来找她谈话，交换技术信息，获得行情消息（或种子）。在这些人中间，重要的有罗亚尔·布林克和彼得·彼得森，他们本人的工作引人注目地将他们引向与麦克林托克相同的方向。一九五二年，布林克（与罗伯特·A·尼兰一起）发表了转座的证据，这一证据是通过对彼此相关的部位进行观察得出来的。

　　一九五四年，布林克和P.C.巴克利能够证明他们独立地分离出来的一种控制因子是Ds-Ac体系的一个实例。一九五三年，彼得·彼得森分离出一种突变型，到一九六〇年，他就能够证明这种突变型是麦克林托克在那时已详细说明过的另一调节和控制体系：Spm体系。确实，在接下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布林克和彼得森的工作重复了和证实了麦克林托克本人的许多发现。“我们是和谐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是（相同的）题目。”但是他们“处在思想的不同水平上——我们因此不能交流。”

　　但是，即使她有这么一些朋友、同盟者、赞赏者，甚至同事，还是不能抵消压倒多数的同行对她的学说的抵制这个经历，如果说麦克林托克以前所遇到的是物质上的孤立的话——她单枪匹马地工作，得不到学生、博士后生，或者最接近的同事的帮助——那么她总可以与全国的遗传学家保持联系。诚然，她处于许多重要渠道的外围。但是，随着成功的增加和威望的提高，她比遗传学领域的其他妇女更靠近业务活动的中心。她经常参加聚会，不时收到讨论会的请帖，并且渐渐变得习惯于世界各地同事的来访。甚至在冷泉港，虽然她的同事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着不同问题的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仍然处得不太好，但她还是备受尊敬，她和几乎所有的同事的关系至少是和睦的。

　　现在所有这一切看来都变了。在学术上和职业生涯里，麦克林托克是孤立的，但这种孤立使她的思想深化了，并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在五十年代，她努力谈论自己的工作，但徒劳无功。于是，除了在华盛顿卡乃基学院的年鉴上发表年度报告外，她不再谈论，也不再发表文章了。

　　她进一步退到自己的研究中去，越来越“感到自己”“未偏离目标”，她依靠这个来保护自己。但在同时，她越来越小心翼翼了，她怕遇到潜在的怀有敌意的听众，甚至不想接受冷若冰霜的同事们的来访。她的实验室仍然对那些真正想聆听或者只是想谈谈的任何人开放，不过在必要时，她也用总是那么犀利的言词来保护她自己。爱丁堡大学的一位动物遗传学家洛特.奥尔巴克，是那些想聆听的人中间的一个。她发现麦克林托克的耐心和清晰出人意外。她只花了一下午时间，就能把自己的工作解释得十分详尽，这不仅使奥尔巴克感到信服，而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欧洲后，她热情地试图说服其他人也相信麦克林托克的工作（但结果未获成功）。奥尔巴克记得乔舒亚·莱德伯格访问麦克林托克实验室之后所作的评论：“天哪，那个女人不是疯子就是天才。”奥尔巴克说，麦克林托克在见面半小时之后就把莱德伯格和他的同事撵走了，“因为他们骄傲自大。这是她不能容忍的……。她觉得好象只身一人穿过了沙漠，没有一个人跟着她。”

　　麦克林托克本人认为即使岁月艰难也应保持乐观。她意识到大多数遗传学家并不想知道在做些什么，“这一点也不使我烦心。”后来她说，实际上她开始感到“高兴”。“这是很幸运的，因为人们爱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工作，而我有机会倾听。我听得非常仔细。”她认为值得在这上面花费时间的一个理由是，那些年来在遗传学中有那么多的进展。“我正在受教育，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会后悔的机会。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使我可以倾听别人的谈话而不是别人听我的。但看来这对我是很难的。”

　　但是，尽管她从别人那里学到了新事物，尽管她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快乐，但是冷泉港的气氛对她实在不很适宜，她得考虑要离开那里了。她不止一次写信给马库斯·罗兹，请他帮忙另找一个新职。后来，尽管她一直没有离开冷泉港，但是一直到今天，她没有在这个学院里再做过报告。

　　她认为在其它地方事情看来会好办一些，乍看起来这种想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冷泉港在这一时期的生物学史上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在五十年代，使得冷泉港脱颖而出的一些特征却有可能加宽了麦克林托克和她所在的科学团体中其他人之间存在着的鸿沟。要理解为什么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麦克林托克和她的同事之间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了。

　　人们无法解释这个科学团体最初的反应，他们说：“嗯，她错了。”（她是“不可理解的”、“神秘的”、甚至是“发疯的”）。有些说法则比较巧妙，例如说，她“走到时代的前头去了。”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比前面的那些说法好不了多少。这句活岂不是说麦克林托克是靠她的直觉侥幸碰上的吗？或是指其他人得花三十年时间来等待适当的证据呢？后来，由于转座广泛被人们所承认，才使我们有机会并且实际上讨论了这些问题。

　　当我们说不“懂”某人的论点时，通常是指没有理解使得说话内容和谐一致的潜在的逻辑性。说某人说话难懂，就是把交流思想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对方。假如多数或大多数有能力的听众都不懂时，我们是可以归咎于论文作者的。显然，虽然把过失推给了论文作者，但是我们也可以对大部分人的推测、经验和期望作出判断。一篇文章的晦涩难解，是一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甚至对于那些最有经验的读者也如此。因为它不单纯涉及说（或写）些什么，也涉及听（或读）起来怎么样，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我们就能避免交流失败是谁之“咎”那种无聊的争论，诚然，我们普遍同意这样一个原则：当一位科学家有了新成果，他就有责任在他自己的专门知识同别人的专门知识之间所出现的鸿沟上架设桥梁。麦克林托克没有很有效地负起这个责任来。但问题是，她有这个可能吗？

　　也许，在一九五一年这是可能的。但是考虑到她最初的失败和随后在生物学方面发生的事件，麦克林托克与其同事们之间的裂隙很快就变得太大，我认为，变得难以弥合了。看来这似乎存在着两个隔阂，而且还不是互不关联的困难的根源：一个涉及她的发现的革命性的影响；另一个则与她的知识和领悟的特殊性质有关。

　　关于科学论文有一种陈规陋习：论文的主张与已经被接受的信条越不一致，它所遇到的抵抗力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任何离奇的主张都是难以被理解的，甚至那些心怀诚意地来听取意见的人也如此。）麦克林托克在一九五一年的报告中所主张的与占统治地位的遗传学观点完全不符。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遗传因子受到涉及它们重排的调节和控制体系的支配的话，那么基因是稳定的、不变的遗传单位的概念指的又是什么呢？从中心法则到新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前提是，不管是怎么样的遗传变异都是随机的，麦克林托克的报告却说遗传变异是在生物体的控制之下的。这样的结论恰恰不符合标准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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