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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现在，既然有许多生物学家已下决心要了解麦克林托克的工作，人们就可以对什么是已存在的困难和怎样去克服它们作一番观察。这些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突破点”定于在实际的玉米籽粒上“看模式”的经验上。用一位生物学家的话来说，“一张单色的照片比她所有的论文加在一起更能说明问题”。

　　伊夫林·威特金关于她怎样从麦克林托克的肩上向前看而加深了对基因理解的描述，就更说明问题了。在麦克林托克连续而清晰的指导之下，威特金通过观察材料，也学会了“实际看到基因的开和闭”。

　　威特金可以说已学习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在这种语言里，单词和可见的形态编织成为有意义的紧密结构。一旦知道了“语言”，威特金就可以说，据她所知麦克林托克所提出的论点是可信的，证据是严密的。但是对于那些受麦克林托克影响不大的人，它们是“不可理解的”。

　　为了“看”麦克林托克之所“看”，威特金不得不学会了更多新“语言”，她不得不具有和麦克林托克同样的内在的想象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上的“看”与艺术上的“看”不同。基于这个认识，我们最公开的和最私下的看法是：科学的“看”，需要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实践，需要某种共同的意识。

　　鲁道夫·安德姆在他的经典著作《艺术和可见的直觉》中，提醒我们说：

　　通过人脑所有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力量，它接受、形成和解
　　释外部世界的影象。而无意识的领域不经过知觉的反映，是永远
　　不能成为我们的经验的。没有前者，就没有办法显示后者。不可
　　避免地，“看”，需要一个主观的形式，一个想象的行动，一种
　　注视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它必须由某些个人的直觉来决定。其
　　结论决不会是简单的、服从于“客观”判断的“事实”，但事实
　　或图象依赖于产生它们的内在的想象力。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个
　　人直觉很少出现差异，而需要别人合作的共同的想象力则常常出
　　现差错。但科学和艺术同样对内在的主观有很高的要求：两者都
　　是决定性地依赖内在想象力的，起了传递普通眼睛所看不见的东
　　西的作用。

　　从文字上和它所包含的意义两方面来看，在科学的创造力方面，想象力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其它的因素。杰拉尔德.霍尔顿，一位科学的想象力十分敏锐的观察家，曾经评论过想象力对进行创造性实验的两位特殊的科学家，罗伯特·米利肯和艾伯特.爱因斯坦的意义。按照霍尔顿的说法，如同圣托马斯看见六翼天使，琼·佩林看见原子一样，米利肯看见电子。霍尔顿引证了米利肯的研究风格的三个重要因素：

　　（1）他有用有创见的慧眼注视正在进行中的事物的能力；
　　（2）他形象化的能力有助于下结论；
　　（3）此外，几乎是未承认过的而且当然是未经分析的事先设计好的有关电学的理论，使他
　　睁开眼去注视、去说明。

　　爱因斯坦的例子更为人所熟知，他是通过想象一位旅行者对一束光的视觉经验而走向相对论的。后来，他评论说：“在那些年月里，我有一种方向感，那种笔直地走到具体的事物的感觉。当然它是非常难以用言词表达的……但我经历过一种观察，一种使用视力的方法。”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数学本身是“看得见”的。他写道：“几何涉及的对象，看来同感觉的直觉方式并无不同，那是能看到和触到的’。”霍尔顿评论说：“想象的对象对爱因斯坦来说是显然可相信的真实、可看到的材料，他能够自觉地、象做游戏似地那样复制和拼合，也许很象是玩拼板玩具游戏。”

　　在霍尔顿所列举的例子里，就象戴森描述范曼一样，想象力的主观方面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发现的过程。到处都需要核实。对麦克林托克所研究的特定证据的性质来说，发现和核实都同样地依靠“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的研究手段更接近艺术家：在这两个例子里，是否能够得到最终结果取决于观察者是否有可能具有相同的想象力。正是这感情上的相互交流和提供证据的需要，要求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内在的主观意识、共同的想象力，以及共同的语言。对于这些，麦克林托克却认为她不打算加以考虑。结果是：她的“自然之书”读物依然是她自己的。

　　共同的想象力的前景在整个五十年代渐渐远去了。当麦克林托克自己的研究工作继续为她在四十年代形成的图画增添色彩时，在遗传学上到处所发生的事件却引导大多数生物学家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但这条分叉路是另外一个故事，讲述那个故事，需要我们注意那些新事件是什么和它们包含了什么。

　　◎第十章　分子生物学

　　我们现在知道五十年代是遗传学分子革命的十年。但是——具有讽刺意味或者恰如其分地说——这十年开始的时候，经典遗传学正遇上危机，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里，有可能会出现完全另外一种类型的革命。随着许多遗传学家对基因的经典概念的日益不满，现在是离经叛道者取得成功的时候了。在这种思潮下，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看来能够被一些人理解并且已被一些人理解了。她的工作是对这场分子革命的一个重要支持。虽然，在实际上，革命还没有发生。

　　一九五一年，在冷泉港召开了“基因和突变”讨论会，与十年前召开的“基因和染色体”讨论会相比，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基因的新进展情况。同时，会议对即将到来的十年略略作了展望。这门学科的过去情况和未来前景的明显对比是富有教益的。

　　作为一九五一年讨论会的组织者，米利斯莱夫·德梅雷茨在刊印的资料汇编的一开始评论说：“差不多五十年以前就已经把遗传单位标为‘基因’了，但它的定义是什么这个老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事实上，自一九四一年积累起来的大量信息使遗传学家比任何时候更无法确定基因的物理性质。”

　　一九四一年的讨论会标志着在这十年里我们对遗传学染色体基础的理解几乎取得了持续的进展。在这期间，细胞遗传学研究之花已结出果实，大量的证据使遗传学家确信基因的基础在于物理化学，或者，更确切他说，在于分离的物理单位的综合。德梅雷茨总结当时对基因的普遍看法如下：“十年以前，染色体被想象为有明显界线的固定单位，它们排成一列，好象珠子串在线上，非常稳定，几乎不受外部的影响。”除理查德·戈德施米特和其他少数人外——他们最初是对抗这样一个简单化的论点并倾向于更为全面的遗传机制概念的——但后来都被说服了。甚至曾告诫说基因只不过是“有用的抽象物”（“符号”，就象麦克林托克称它们的那样）的那些更保守的思想家，看来也都被说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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