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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研究人员在每个领域所遇到的挑战，就是要打破不言而喻的设想的神秘束缚。这样，他们就能让实验的结果自行发言。麦克林托克说：“我认为大部分工作是因为人们要把一个答案强加上去才做的。他们已经有了答案，他们（知道）想要材料去说明什么。”当材料告诉他们别的什么时，“他们不是去承认它，或者说，他们认为那是一个错误，就把它扔掉……但愿事情象材料向你说明的那样该多好。”

　　分子生物学家甚至比“倾听材料”更不愿意听麦克林托克的。他们从自己实验所得的信息就成了他们的模式，而模式的大厦是以压倒之势成功的。麦克林托克可能以为她同生物学的现实是紧密地接触着的，但她的许多在冷泉港的同事们却认为，她好象是日益脱离了接触似的。墨守于老式的概念、个人的偏执这一陈规。他们越来越认为，她的洞察力似乎不属于科学。她好象乐于信奉她的异端地位或至少以此为乐趣。在私底下，她对佛教思想保持严肃的兴趣。正如艾德里安·西比最近评论的那样，“如果其他的科学家都拒绝存在UFO（不明飞行物）的想法，麦克林托克可能会不作决定，直到她能够证实或者反驳它们的存在为止。”

　　一九六〇年，她在研究班讨论会上的发言，是她在冷泉港向她的同事们为解释她的工作而作的最后尝试。她认为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时间过去了，她继续她的研究工作——跟平素一样工作乃是一种可靠的安慰和支持的源泉。她从自己的了解中而不是从她的同事们那里得到报偿。

　　正象她长久以来就发现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足够小心地仔细观察的话，一个简单的生物就会向他揭示自己的秘密。它会告诉你许多个而不只是一个调节基因表达的机制——正是在需要时，机制能使它的细胞生产其所需要生产的东西。它是一种精巧异常的平衡计时表，能够重新调整其所需要调整的。有些机制涉及大量的基因重组；有些机制只调整基因表达而不改变DNA的组成。虽然她不能提供有关这些事件的任何分子解释，但是她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影响。毫无问题，它们都是在发生着的。问题是要说服别人，这却是她所办不到的。

　　如果过去她因为自己的观点而感到孤立的话，那么现在她的孤立有了新的发展。分子生物学的成功给生物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想象，这一想象，把简单模式的力量摆在了用来说明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的高度上。而现象没有能够对抗这一说明的余地。分子生物学家是生命科学家新的一代：年轻、不虔诚、而且具有压倒之势的自信。他们把生物学转变为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科学——这一种科学比最热忱的实验学家所可能想象的更象物理学。

　　直到十九世纪末，生物学一直主要地是一门观察的科学；生物学家通过用文件记录和描述的方法试着抓住自然的奥秘，那已不同于先前的解释了。二十世纪早期，生物学转变为实验的科学。但许多研究人员仍然信奉生物体的完整性，保留着对自然丰富多采变化的虔诚。直到分子生物学的出现才发生了同早期的传统作最后决裂的情况。长期存在着的把生物作为整体和组成它们的理化作用的紧张关系，最后终于解除了。现在终于可以把生物学看作分子力学的科学，它不再是有生命的生物甚至“有生命的机器”的科学了。老资格的科学家如麦克林托克依然承担了探讨生命固有奥秘复杂性的任务，但他们只能指望退让。新的一代创造了一门新的生物学。

　　现在，麦克林托克在冷泉港肯定是少数派，她知道唯一的选择是退却，进一步地撤退。幸运的是，在五十年代末，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选择。那是以国家科学院请柬的形式到来的——一份请柬，使她不止从一个方面远远地离开了她的调节和控制的研究课题。我们考虑，只能很简单他说一说这段迂回曲折的故事。

　　国家科学院已经发现了一种对南部地区上生土长的玉米的严重威胁。在农业上，由于玉米种植发展得很快，如果不采集和保存籽粒的话，土生土长的系将会很快地消失，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问麦克林托克是否能够帮助训练所需的本地的细胞学家去实施那项计划。她立即同意了——主要出于责任感，但或许是想离开。那意味着一次休假，一次旅行（她很快就能流利地说西班牙语了），并很快地被证明那是一次对一系列新问题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机会。

　　由于研究了特殊染色体型的地理分布，她不久就开始再次识别这些玉米的模式。通过这些玉米模式，她认识到有可能追踪美国人民迁居和交易的模式，也就是说，通过重建玉米作物的生物学史，可以重建人类的迁移史。关键之点在于，玉米不象其它的谷物，它只在有人居住的地方生长。因为玉米种子是紧紧地包在壳里的，这种作物的繁殖全要依赖人类插手。所以，当麦克林托克看到染色体结构的变异属于一个地理型而反映了连续的杂交循环时，她知道人类学者对这一资料是有巨大的兴趣的。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她在美国中南部消磨了两个冬天。她把其余的数据留给她的同事去收集。她自己的总结报告，就是她十多年之久研究的结果，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发表。与此同时，她决心顽强地继续她的转座研究。她说：“我知道我是对的。”一九六五年，她作了第四次尝试：在布鲁克黑文讨论会上描述她的发现，但毫无结果。在此期间，生物学界给她送来了新的荣誉——一九六五年康乃尔大学任命她为安德鲁·怀德无任所教授（一项不住在工作地点的任命）；一九六七年国家科学院挑选她为金伯遗传学获奖者；一九七〇年她接受国家勋章——这一切给了她一些鼓励，但不能使她得到安慰，因为她的最重要的发现被拒绝了。最后，在七十年代中期到末期，当分子生物学的面目变为极度复杂时，她从玉米籽粒中所看到的模式，才开始被其他人看到。

　　生命的奇迹在于，尽管我们生活在周围的世界里，现实却继续使我们惊诧。科学的美好在于，尽管有不言而喻的设想，它还是会使人感到惊诧。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开始十分缓慢，但最后，无可置疑地——就在分子生物学家所研究的生物体内一些新的实验发现，开始削弱了他们对基因组的稳定性的自信心。无疑地，生物体异常精确地进行自身的再生产。怔据不断地增加，它使得对基因重排的环境，有了广泛的认识。

　　鉴于对中心法则普遍寄予信心，它本身从分子生物学中冲出来这一事实，看来是有些令人惊诧的。但与此同时，要想象情况不是那样的，同样也很困难。从经典遗传学过渡到分子遗传学的过程中，使证据服从于结构的这一想法已完全改变了。如果分子生物学家从他们自己的方法论中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信心的话，他们对他们前辈的实验工作相应地缺乏了解，看来他们不言而喻的设想会不可避免地向他们自己的地盘提出有效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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