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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接到关于洛克菲勒的电话这件事是很有趣的,因为洛克菲勒一直坚持说,他不愿担任这个职务。他曾说过,他不愿看到自己当“辅助机器”。早在合众国建国初期,人们——包括一些副总统——就是这样贬低副总统这一职务的。

  约翰·亚当斯宣称,他担任这一职务是痛苦的。后来,他当了总统以后又竭力不让他的副总统托马斯·杰裴逊好受。一个世纪后,特迪·罗斯福则喜欢重复马克·吐温关于两个兄弟的笑话:一个当了水手,另一个成了副总统,人们从此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再近一些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位副总统,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南斯·加纳婉转地引用别人的话说,副总统还不如“一桶热乎乎的唾沫”。1932年加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当罗斯福让他担任副总统时,“刺儿头杰克”还是提起了那只桶——即使他为当副总统不得不辞去众议院议长的职务。

  28年以后,另一个得克萨斯州人林登·约翰逊失去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让另一个东北部人约翰·肯尼迪得到了。约翰逊也说过,他不愿当副总统,而且他本人对肯尼迪的厌恶要比加纳对洛克菲勒还厉害。但是,烟消雾散之后,约翰逊还是放弃了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权威地位,当了肯尼迪的竞选伙伴。

  这就清楚地说明:虽然每个人都贬低副总统的职务,但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拒绝担任这项职务。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我们的第一任副总统已简明地(即或是病态地)概括的一点。约翰·亚当所写道:“今天我什么也不是,明天我可能就是一切。”!但是,现代的副总统职位除了有感到压抑的一面,也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性。副总统的威信,如果不是指权力的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提高。当哈里·杜鲁门接替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他对原子弹一无所知,却要尽快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日子里他所面临的一些重要决定。这件事使后来的总统都让他们的副总统详细了解白宫作出决定的过程。如果有名符其实的总统,那么,名符其实的副总统就可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所有这些,在以后的六周里,当我和巴巴拉准备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时,都在我的头脑里转来转去。我愿当罗纳德·里根的竟选伙伴吗?是的。我能为此做点什么事吗?不会超出我18年政治生涯中做过的事了。不管来不来电话,对我都一样。

  当时,还有一些我参加竞选留下的事未处理完——40万美元的竞选债务。一群基金筹集人使我直到7月中旬完全解决了这笔债务才得以脱身。

  然后,我就到底特律去了。

  选择副总统候选人一直是现代美国政治中最无法预料的事情。1980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也不例外。

  为里根参加竞选进行民意测验的迪克·沃思林6月份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调查,为里根为首的竞选名单选出最有可能的竞选伙伴。投票的结果是新闻界从里根圈内知情人那里得到的。杰里·福特得票最多,其次是我,霍华德·贝克第三。在沃思林为他的采访记者提供的测验名单上,还有保罗·拉克萨特和杰克·肯普。

  作为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在华盛顿受到广泛的尊敬。但是,他对巴拿马运河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的支持却引起了许多里根追随者的反感。作为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罗纳德·里根最亲密朋友之一的保罗·拉克萨特,又不能使侯选人名单维持地区性平衡,面这种地区性平衡是每次全国性候选人名单所必需的。供应学派的坚强支持者杰克·肯普除了在纽约州他的选区外,并没有什么名声。

  由此看来,副总统的选择不是落到杰里·福特头上,就是落到我的头上。由于前任总统竞选副总统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吉姆·贝克认为,形成里根一布什候选名单的可能性大。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吉姆同里根的竞选代理人比尔·凯西以及其他的里根圈内人物,如埃德·米斯,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接触。共和党内提名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并不激烈,然而,如果里根·布什名单是由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话,这种竞争在一些地区就会相当激烈,新闻界会提出某些问题。

  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我4月份在宾夕法尼亚州预选时使用过的一个词——“伏都教经济”。这是针对里根提出的经济计划的一个方面说的,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后来是新闻界和民主党人把它捡起来的。我们能消除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吗?

  不管竞选演说如何,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里根和我基本上有着相似的自由企业观。我们两人都赞成减税,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活动。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聚集在洛杉矶商讨竞选战略时,我们的谈话再未突出地提到“伏都教经济”。我们同意经济问题是竞选的重要问题,讨论了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的薄弱方面: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高利率和工业停滞。

  我和里根一致认为,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但要减税,而且要大量减少政府开支,同时要全面减少联邦政府的官僚作风和规章过细的做法。这些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根本路线。

  如果在产生里根·布什名单的过程中有什么障碍的话,那决不是什么经济或政治看法上的根本分歧,而只不过是罗纳德·里根和我之间相互了解得还不很够。我主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他当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我们曾见过几面,但从未长谈过。1978年,为了让他知道我准备参加总统竞选,我曾到洛杉矶他的办公室进行过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而,这也只是形式上的会见——真诚而不亲切。

  竞选开始以后,我们在公开辩论时的几次见面是在面对面的交锋中进行的——这不是一种有意建造相互了解之桥的环境。

  看来,关于沃思林对可能的副总统人选进行预测的新闻是针对里根·布什名单的。但是,从里根阵营中发出的其他消息表明,里根还远没有选定他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仍然悬而未决。

  16号下午三四点钟——那天夜晚要投票选举总统和挑选副总统——负责给我安排大会议程的迪安·伯奇经过房间时告诉我们,他听说前福特政府的宫员,包括亨利·基辛格、艾伦·格林斯潘、比尔·布罗克和杰克·马什,正同里根的高级职员会晤。人们认为他们将制定一项计划,可以把里根和福特连在一起的“理想名单”。

  “这只是一种传说,”迪安说,“但是,我并非不全信这种说法。”他是正确的。大部分大会传说都是短命的,尔后都消失了。但是,到晚上参加会议的代表开始走进乔·路易斯大厅的席位时,关于里根·福特的候选名单传闻并没有消失。实际上,这个传闻一直在散布。

  大约6点钟,我吃了点快餐就准备到乔·路易斯大厅发表演说。我的演说安排在进行总统提名之前。从技术上看,这是为了把我的名字从总统候选人中去掉。实际上,它是为了表示党的团结一致而安排的发言,目的在于大会选择罗纳德·里根后能团结所有布什派的与会代表。

  这是一次重要的演讲——是我应邀所作的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出色的表现能影响副总统挑选过程,平淡的表现同样能影响这一过程,使之倾向别人。

  当沃尔特·克朗凯特和杰里·福特出现在电视屏上谈里根选择竟选伙伴时,我正在打领带。正如我后来听到的那样,离几个街区远的罗纳德·里根也在观看这次会见。据以后的报道,当里根听到福特告诉克朗凯特,他认为总统和副总统可以怎样划分总统权力时——迹象表明,显然正在进行某种谈判——里根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福特会公布这些新闻。我之所以吃惊是基于自身的原因。福特所说的内容就是一种总统共同执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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