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7)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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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幸运的是与我结婚的人同意我这种与旧生活决裂的想法。巴巴拉和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结婚的。当时我还是耶鲁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我们却就我们这一生中该做些什么与众不同的事谈论很多，我们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次，我们读完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著作《农庄》以后，我们曾认真地考虑过要去务农。那种自给自足的理想以及被布罗姆菲尔德说成是农庄生活组成部分的那些基本价值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格兰特伍德所描绘的景象仿佛呈现在我们面前，金色的麦田延伸在中西部蔚蓝色的天空之下，有一个家庭在那农庄里生根发展。　　然后，我们开始更深一步地调查农庄的经济生活。不仅是要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成功地经营一个农庄，而且还要弄清楚对于土地、牲畜和农庄设备的第一批投资需要多少。算下来超出了我们的负担能力。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筹集这笔钱。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这种营生不是我们两家所能干得了的。　　我父亲，老普雷斯科特·布什，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一位布朗兄弟和哈里曼股份公司的投资银行企业合伙人。他能挣钱，所以我们一家过得舒适，但并不奢华。在挣钱、存钱、花钱的问题上，父亲是信奉老本·富兰克林习字簿上写的至理名言的。在其他方面，我父亲和母亲也是不折不扣地体现了清教徒的道德准则。他们的孩子——我的哥哥普雷斯、弟弟约翰和布巴克，妹妹南希以及我——都已长大，懂得生活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支取的银行户头。我们需要什么，应该先去挣钱。我们从小就懂得如果一有病痛或发生什么严重情况，那么一家人会互相帮助，但是我们一旦离开了家庭，我们在事业上或以后的生活上发生了什么，那就都得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了。　　如果我确曾相信有一桩前景牢靠的事业需要讨论，我早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找父亲。然而，不管我们怎样看，乔治和巴巴拉农庄办成了一个风险大、有投资却无收获的事业。　　我们有另一个甚至更好的理由使得我们从未考虑去我们家中要钱。与旧生活决裂就意味着我们要靠自己生活。我在海军时积攒了3O00美元。钱不多，但足够我们自己开始独立生活。我们那时还年轻，才20出头，我们要开创自己的道路，犯自己的错误，缔造自己的未来。　　事实上，我仅仅做着我们父母那一代曾经做过的事。他们是移居到新英格兰谋生的中西部人。父亲来自俄亥俄的哥伦布，母亲出生时名叫多萝西·沃克，来自圣路易斯。　　我父亲最初到东部去上学。他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参加了陆军的野战炮兵部队，当时美国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遣送到海外后，晋升为上尉，后来回家便开始经商。我祖父塞缪尔·P·布什是哥伦布巴凯钢铁铸造厂的董事长，但父亲对到那儿去工作不感兴趣。他在我母亲的故乡圣路易斯的西门子五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父亲是个企业管理人员，他擅长改组失败的公司，使公司扭亏为盈。他在西门子公司工作了多年之后又受雇于休普产品公司的债权人，清理该公司的财务。这个公司是一个室内装修公司。当父亲指出问题所在——具体说就是获取非法利润——休普先生自己揽下了过错。这导致了一场经济管理危机，而这在企业管理法第101条中没有说明。我父亲不得不在办公桌抽屉中放一支上了镗的手枪。当休普先生被宣判犯有诈骗罪之后，这种形势才最终得到了解决。体普的债权人要求父亲留下经营这个个公司。他干了，干得很出色。经过一系列兼并，该公司最终成为美国橡胶公司的一部分。　　那时候，我的父母已开始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了。我哥哥小普雷斯生于1922年，那时父亲在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西门子公司工作。到1924年6月12日我出生时，全家已迁往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那时父亲就在那里的美国橡胶公司工作。当那家公司将总部迁往纽约以后，我们家也终于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冶附近定居下来。　　我们家经常搬来搬去，那段时间正是汽车在改变着美国19世纪旧生活方式的年代。好多年以后，当我到金斯波特进行旅行演说时，我遇到一位老太太，她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初我父亲曾在那儿工作。返回华盛顿途中，我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父母不曾迁往新英格兰而定居在金斯波特，我的生活会发生多大变化呢？我会移居到得克萨斯州去吗？会不会跟霍华特·巴克和比尔·布罗克一起参加到东田纳西的共和党政治生活中去呢？很可能去得克萨斯，我从18岁时起似乎就已命中注定如此。甚至当我在海军的日子里，我被派往的航空母舰“圣贾辛图”号挂的就是得克萨斯州的州旗。但我从事政治起步有点晚，因为在我长大成人时，我们的家庭与政治的关系还不多。父亲是共和党人，还曾积极为州的党组织募集基金。但当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却很少谈论政治。每周一次，我父亲作为会议主席参加格林威治市镇会议，与其说是在尽政治义务，还不如说是在尽公民义务。　　直到1950年，在我到得克萨斯两年之后，我父亲才第一次参与政治上的角逐，他当上了美国参议院的候选人，当时他年已55岁。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他这么做的。他在企业界已有名气，现在感到有一笔债要偿还。　　《新闻周刊》杂志在一篇关于参议院竞选的文章中引述了一位被称为“无情的政治作家”所描述的有关我父亲竞选的一段话：　　“普雷斯有一个陈旧的观念，那就是一个人获得的利益愈大，他对公众服务所承担的义务也愈多。他相信这一概念，也讨厌它。我相信他。” 　　在1948年哈里·杜鲁门险胜汤姆·杜威后，父亲关注两党制的前途。到195O年，共和党已在野18年。除总统位置外，民主党在这18年中控制国会达1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去世5年，他在30年代所创立的联合国仍然统治着美国的政治。共和党面临永远处于少数地位的威胁。　　那时，共和党大致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划分的线分裂着。一边是老孤立主义者，他们在战后年代总的说来反对美国对西欧承担义务的观念。另一边是这么一些共和党人，他们支持北大西洋公约联盟，并且相信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必须对全球事务起积极作用。　　父亲赞成北约。他站在人们在1952年所熟知的党内艾森豪威尔派一边。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相信美国必须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共产党在东欧和亚洲的入侵——这个问题在1950年6月美国和盟国军队派去阻止北朝鲜接管南朝鲜时就看得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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