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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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然后，我检查了我的0．38口径手枪，看它是否仍可正常使用。手枪是完好无损的，它对我会大有用处。但现在我宁愿将它和50多个像它一样的东西卖掉去换一把小小的桨。风又在捣鬼了。我的中队已返航而去，把我一个人留在筏上。我正慢慢地向着父岛列岛飘去。　　德兰奈和怀特在哪里？地平线上看不到其它黄色筏子的影子，只有万里无云蔚蓝色的晴空和涌向海岸的起伏的绿色海浪。我用手使劲地划水，但仍然不能前进一步。　　我的头仍疼，我的臂被一只发怒的僧帽水母蜇得疼痛难忍。麻烦的是我沿途吞了几品托咸水，那意味着我不得不偶尔停止划桨而靠在一边。　　我仍然活着，并有活下去的机会。问题是我的机组成员是否都还活着。在我发命令让他们跳伞以后，他们谁也没有什么反应。在我与海浪搏斗的时候，我记起了另外一些事：在空袭父岛列岛后，第58特遣队正在拉出这一地区去与哈尔西的舰队会合。唐·梅尔文或许已经用无线电将我的位置告诉了这一地区的友好舰船，但现实地说，如果那天什么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的话，我的好运可能就此与我无缘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了。仍没有来自岛上的任何行动迹象，日本人没有朝我这边来，但也没有什么别的朝我而来。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我的祈祷灵验了。从地平线上出现的倒并不是一条大轮船的影子，而是一个小小的黑点，仅仅在离我100码远的地方。小黑点慢慢变得大些了。先是一个潜望镜，然后是驾驶指挥塔，最后是一艘潜艇的船身从水底下浮了出来。　　它是敌人的潜艇还是我们自己的呢？不用多长时间就会找到答案。一个长着胡子的大个子站在驾驶指挥塔的天桥上，手中拿着一样黑色金属的东西。当潜艇逐渐靠近时，才看清楚这样东西是一架小型电影摄影机。　　来营救我的舰船是美国“长须鲸”号。摄影爱好者原来是海军少尉比尔·爱德华，他站在那里拍电影。这时，潜艇继续开到水面上来，并有六个水兵匆匆跑到前甲板上。有一个人说：“欢迎上船，”他把我拖出了上下颠动的筏子，“让我们下舱去，艇长说要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用那发抖的大腿爬下驾驶指挥塔，进人“长须鲸”号的底舱。舱口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警报器响了，艇长发出艇下沉的命令。　　在狭长的军官用餐室里，另外三名海军飞行员又一次欢迎我登艇。他们也是在此之前不久才被“长须鲸”号营救上来的。我默默地为我的生命得救而感谢上帝，并为我的机组成员的安全作了一次默祷。后来我才知道，杰克·德兰亲和特德·怀特两人谁也没有活下来。一个是与飞机一起坠落，另一个则是虽然跳了伞，但降落伞没有打开。　　作为VT—51机组的一个成员，我是随着驾机飞行而产生的自由自在情感成长起来的。我是自己小组的一员，但和“长须鲸”号的官兵们生活在一起，我体验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协作关系和危险处境。　　无论在艇上的飞行员们原来是怎么想的，“长须鲸”号并不是一艘营救船只，而是一艘巡航战斗舰。尽管我们多么想回到自己的中队去，但在这艘潜艇结束其战时巡航而在中途岛靠港以前，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等待。　　在潜艇上等待的时光里，人们会想得很多，也会令人们从战争内部向外观察一切。在这一场空袭中，与其说我们是攻击的一方，倒不如说是被击的一方更合适些。人们谈论着战斗飞行的风险，但在飞机中，你能以炮火还击，并能耍弄些花招，而在潜艇上，你就只能在炮火下躲在金属管一样的机舱里，呼吸着不流通的空气和汗气。　　“长须鲸”号在那次巡航中击沉了足够的敌舰吨位，使其艇长海军中校R·R·威廉斯获得了银星勋章。他和艇上的全体人员是受之无愧的。舰艇奔驰在水面时，我们遭到一架日本内尔轰炸机的袭击。在水下时，我们又遇上了深水爆炸，潜艇震动了一下，被救上来的飞行员们对艇上的人员流露出担心的神色。他们却安慰我们说：“离我们还远呢。” 　　事实上离得够近的了。为了嘉奖我在父岛列岛上所完成的任务，海军授予我一枚卓越飞行十字勋章。不过在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匆匆过去了，而在潜艇中所经受的深水爆炸，即便是十分钟，也仿佛是永恒的。　　但我在“长须鲸”号艇上度过的一个月时间里，也有令人难忘的时刻。那里有人情味的环境；这使我与人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也使我有机会回顾在父岛列岛上所遭到的重大掼失。我在获救六天后写过一封后来才寄给我双亲的信，信中描绘了我当时的感情。　　我说，“我试图尽可能不去想它，然而，我却不能把对那两位飞行员的怀念从脑海中抹掉。唉！我倒是挺好的。我要再度飞行，不会被它吓倒，但我清楚我不可能摆脱掉我对这件事的回忆，并且我也不相信我会完全摆脱掉这种回忆。” 　　随后，当“长须鲸”号浮出水面给电瓶充电时，从午夜到凌晨4点值班期间，我站在驾驶指挥塔上了望四周。这是我最好的时刻。那潜艇像一只海豚一样移动着，水拍打着它的船首，海在不断地改变着它的颜色。先是乌黑发亮的，接着是闪光的白色，它使我想起家，想起我们全家在缅因州度假的日子。夜间晴空万里，明亮得令你感到似乎可以摸得着。这样的夜景真令人陶醉，多么平和，多么宁静，多么美妙，真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依然不理解战争的逻辑——为什么有些人活下来，而另一些人还在壮年时期就死去了。但是，在“长须鲸”号的那个月，给了我时间去反思，深人地解剖自己并寻找答案。随着年龄的增长试图追忆那些曾使你成为现在的你的成长过程的时候，所寻找的成长标志就是那些领悟甚至觉醒的特殊时刻。我记得在美国舰船“长须鲸”号上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的时刻——也许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　　我重新回到“圣哈辛托”号和VT一51中队是在被击落整整八个星期以后。我及时参加了攻击敌人在菲律宾的阵地及其运输船只的行动。1944年10月，美军已在菲律宾的莱特省登陆，我们中队已在马尼拉湾和吕宋地区采取了行动。我们还得到消息说：从塞班岛起飞的100多架B—29型飞机轰炸了东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三年，战争已在全面铺开。像一条绞索紧紧地绕住了日本本土列岛。　　12月，VT—51中队由一个新的中队来换防。而我在飞行了58次战斗任务后，受命回家一趟。再没有一个比这还完美的亲人重逢场面。我是在圣诞之夜抵家的。在充满节日的气氛中，有激动的眼泪，有爽朗的笑声，有亲密的拥抱，有无限的欢乐，还有家庭的爱和温暖。　　两个星期后，即1945年1月6日，巴巴拉和我在她的家乡纽约州拉伊的长老会第一教堂内结了婚，来自VT—51中队的一位密友米尔特·穆尔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几个月后，我又被派往VT—153，这是一个准备进攻日本的海军鱼雷轰炸机中队。在太平洋一年半的战斗中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我，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浴血奋战的战争。日本的战争头头们并不因为东京遭受大规模的空袭而惊慌失措。他们似乎不考虑人类生活中将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决心作全民性的自杀。　　若干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杜鲁门总统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我就怀疑这些批评者是否还记得那些日子，是否曾真正考虑到不这样做的后果：双方会有数百万战斗人员战死，或许还会有千百万日本平民被杀害。哈里·杜鲁门的决定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是有远见的。他为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避免了一场令人难以想像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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