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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从党的立场来看，使公众理解这一差别是重要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不光是政府，还有党，都得面临政治上的毁灭。

　　水门丑闻在我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任职仅几个月就爆发了。从1973年春到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总统辞职为止，我作为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处理这一事件上。

　　我改变了委员会的一些做法，采用了我在萨帕塔公司任职期间差不多相同的管理办法。如我削减了预算，首先下一道命令，把主席的小轿车换成更简朴的交通工具。我还大量裁减人员，并下指令禁止含酒精的饮料在上班时间进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地点，从而中止了工作日中的所谓“寻欢作乐”时间——一些雇员已习以为常的行为。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日常事务的整顿，根本不是总统在戴维营所谈到的那类事情。至于建立一个新的多数联盟，实现这一设想的时机并没有到来。每当一颗新的地雷爆炸动摇着尼克松总统执政基础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感到，能维持住我们已有的联合阵线就是幸运的了。

　　大凡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要拜访党在各州和各地方的工作人员，扮演啦啦队队长的角色。我的工作则像一个绷带运输员，周游全国各地，包扎党受到的创伤。

　　自戴维营会见之后，我仅有两次机会就党务问题单独会见总统。举行过几次内阁会议，但由于水门事件占去了白宫越来越多的时间，这些会议的重要性减弱了。

　　如果说我对白宫感到失望，那么总统的白宫官员定然是同样地对我感到失望。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丘克·科尔森想要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能在反击带头起诉水门事件的调查者时充当尖兵的人。

　　科尔森有一次从白宫给我寄来一份在印有全国委员会笺头的纸上起草好的信，让我签名。信中以一些白宫工作人员称为“棒球”样强硬的语言攻击了批评总统的反对派。但是在我看来，这封信的语言不仅是棒球，而且是投向击球手头部的猛球。

　　我感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不是为白宫工作人员起草的激烈的政治指责盖橡皮图章。我被告知，签署科尔森送来的那类信件原先是“常事”，我回答说，再也不能如此了。

　　我愿意保卫总统反对不公正的批评，但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进行政治攻击中该走多远是有明确界限的。我反对的不是白宫工作人员的目的。而是他们的手段：形势越严重，他们要以委员会名义进行的反击也越激烈。

　　不用看盖洛普民意测验，只看看我办公室收到的那些信件的数量和内容，我就可以衡量出水门事件对尼克松的影响。这些信来自全国各地共和党领导人和党的成员。开始时，十分之九的人支持尼克松，并要我做更多努力来保卫他。然而，参议员萨姆·欧文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披露的事实开始产生影响了。不久，来信开始批评我没有使党与水门丑闻保持更大的距离。到8月初，当我写信要求总统辞职时，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如果总统再继续干下去，将使共和党与他本人一起垮掉。

　　当党内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变得模糊时，最后的转折关头就来到了。在参议院最强烈支持尼克松的吉姆·巴克利打电话告诉我，他准备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总统辞退后，形势就变得很明朗了：不管法律后果如何，党内对水门一案已在政治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尼克松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于8月6日举行，恰在我向总统递交那封信的前一天。正如当时的总统顾问迪安·伯奇所说的那样，会议是个“超现实的事件”。

　　尼克松进人了房间，像平时一样的整洁、衣着合体，但他的脸显得浮肿和疲劳，像是一个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的人。会议进行着，总统依次听取目前政府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近况报告。

　　内阁成员中是司法部长比尔·萨克斯比提及政府最大的难题。但是很清楚，尼克松那天无意讨论水门事件。当时他的总统职务已在崩溃，弹劾不再是可能发生而是必然发生的了，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时时刻刻都在增长，然而总统主持他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就像水门事件没有发生一样。看来他已是一个遭围困、受折磨而筋疲力尽、脱离现实的人了。

　　三天以后，当尼克松的总统直升飞机离开白宫南草坪时，我自己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感到如释重负；但作为欠理查德·尼克松一大笔人情的人，作为总统本人及其家庭的朋友，我为我所见到的不仅是一场政治灾难，甚至是一出人类悲剧，而感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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