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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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第七章　总统请我…… 　　1976年弗吉尼亚州兰利　　致布什大使　　亨利·基辛格发　1975年11月1日　　总统准备于11月3日（星期一）华盛顿时间下午7：30宣布一些重要的人事变动，包括比尔·科尔比调离中央情报局。　　总统请你接受作为中央情报局新局长的任命。　　总统认为对你的任命是非常符合国家利益的，并且衷心希望你愿意接受。你曾经不断地为国家作出贡献。我和总统一起希望你能够接受为国效劳的这一新的挑战…… 　　“真令人震惊”，当我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消息在北京传开时，一位年轻的中国向导对英国记者说，“布什先生来中国一年了，在此之前他在联合国工作。想想吧，他原来是个间谍！” 　　接到亨利的电报后，我惊讶的程度不亚于那位中国向导。中央情报局局长？我将电报递给巴巴拉，从她的面部表情来看，我们又想到一块去了：1973年在纽约。用约吉·贝拉的话说：往事又历历在目。　　当时的问题是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把我叫到戴维营，请我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处理来自白宫西厅的政治混乱。现在，总统又要我离开那个我俩都满意的外交职位，回华盛顿去接管这样一个机构——十年来，敌对的国会对它进行调查、揭发，指责它违反了法律，甚至说它无能。　　我又读了一遍亨利电报的开头一句：　　总统准备宣布一些重要的人事变动…… 　　然后又读电报的最后一句：　　遗憾的是，宣布前时间有限，总统希望你尽快答复。　　我没有时间再通过电报去获得更多的消息——亨利，谁调到哪里去了或者发生什么事了之类的问题找不到答案。如同外交辞令，政治辞令也有其微妙之处。国务卿电报的语气表明，他们希望我尽快答复，不要提出什么问题。　　科尔比要调走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正在进行。我去中央情报局吗？去还是不去？　　电报中最关键的几个字是“总统请”。巴巴拉读完电报还给我时说：“我还记得戴维营。”她没有说别的话，只说了这一句“我还记得戴维营”。　　她特别记得我1973年的戴维营之行，因为她当时不愿意我去接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但是，那天晚上我刚刚回到家，甚至还没来得及脱掉外套，她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总统请了我，只要他的要求不是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这项工作，我只能作出一个答复。现在，两年以后，巴巴拉知道这次我又只能给总统作出一个答复。我们不久将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　　在北京工作的13个月期间，巴巴拉渐渐喜欢上了中国，还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历史、艺术和建筑。对于我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这件事，她还有另外一个更属个人性质的忧虑。她担心我的工作变动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仍然记得水门事件的那些日子，学校里的一些同学常常使他们伤心。如果那算糟糕的话，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孩子在华盛顿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呢？　　说到这个，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本人在华盛顿的前途又将怎样呢？且不说亨利的电报对我们私生活的影响，就它对我的事业意味着什么来说，我自然想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搞政治仍是我的首要兴趣。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也不是通向更高级官职的跳板，如果只是因为这一机构的局长必须是不介入政治的。任何人接受这一工作都必须放弃所有政治活动。就未来担任当选职务的前景来说，中央情报局是死胡同。　　（这种情况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吗？将布什埋在中央情报局里吗？乔治，在一个共产党首都拜占庭式的政治气氛下过的生活开始对你发生影响了吗？要是以为在华盛顿的任何人——不是总统，也不是亨利，而是另外的人——心里是这样想的，那是可笑的……但是亨利有一次是怎么说的？他告诉一名记者：“即使患妄想狂的人，也有真正的敌人。”）　　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关心这次调动在外交上意味着什么。一年多来，我——我们，因为巴巴拉也像我一样投人了工作——为发展中美之间互相尊重的气氛和友谊，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民间往来，做了一些工作。通过低调的、非正式的方法，我们在消除两国之间的一些引起怀疑和互不信任的障碍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政府将会怎样想呢？当外交官的布什不一直就是那个当过间谍的布什吗？　　当我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一位友好的西方外交官时；他讲了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大使”理查德·赫尔姆斯的故事来安抚我。1973年一个夜晚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宣布了赫尔姆斯为美国驻伊朗大使。这时，一位苏联大使（他本人就是克格勃老手）走到一位伊朗政府官员面前问道：“部长先生，你怎样看待美国人任命他们的居于第一位的间谍为驻贵国大使？”呷了一口香摈（这时是霍梅尼时代之前的伊朗），那位亲西方的伊朗官员说：“阁下，我认为这比苏联的做法好些，美国给我们送来的是第十位的间谍。” 　　我的朋友对中国人对我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反应的乐观估计也不过如此。无论中国人多么怀疑美国的意图，他们对苏联的不信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任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国官员根本没有感到吃惊，还显得很高兴。有一位官员向我吐露，他们花了一年时间来向我“灌输”他们对苏联的威胁的看法。现在，作为美国情报局的首要官员，我可以把那些看法再“灌输”给美国总统。　　其实，福特总统一个月后来中国访问时——我和巴巴拉离开北京之前——毛主席和我打招呼时说：“你高升了，”然后又告诉总统：“我们真不愿让他走。” 　　但是，我得知中国不会为我的任命而不安的最重要暗示，是在邓副总理邀请的一次私人午餐上。他向我保证，中国将永远欢迎我，然后笑了笑说：“即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因此，我对亨利电报的外交影响所怀有的忧虑有180度的偏差。后来它对我的政治前途的影响也是如此。但是在那之前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这一点并不明朗。一连串的告别宴会后，我和巴巴拉离开了北京。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我们十分留恋在中国工作的13个月，又因为要回家了而感到高兴；我们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满意，但又不满意即将担任的这项在政治上似乎没什么出路的工作。　　对照水门事件时的“星期六大屠杀”，华盛顿新闻界称这次人事变动为“万圣节大屠杀”。亨利电报中提到的重要人事变动包括辞职、退职和解雇。有些人提升了，有些人降职了，有些人则靠边了。在一年半时间里，福特领导下的白宫似乎一直在进行政治上的调整，为接踵而至的竞选年做好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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