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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像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种事件的长远影响，会给所有隐密活动罩上一层阴影。我同意国会在这个领域给予合法的关注，但同时，如果国会山的每个人，包括议员和工作人员，都接近中央情报局某一特定时间所做的工作的全部情报，隐密活动也就难以进行。那样做必然会有泄漏，而一旦泄漏就会危及隐密活动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的生命。所以必须两方面保持平衡——进行隐密活动的人应严格遵守法律，国会和新闻界则应该了解，有的情报秘密就得保密。我赞成建立一个单独的国会监督委员会——一个联合情报委员会，其模式就是四五十年代相当成功的防止原子能泄漏联合委员会。

　　我对中央情报局还有一点想法——它同我对联合国大使的看法一样。我不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应该成为内阁成员。不能把他看作制定政策的人，让国家主要情报官员参与决策——且不说政治——是超出了中央情报局规章的范围。我在中央情报局时，经常是只参加那些要我就某事作报告的内阁会议，报告一结束我即离开会议室。还有，就是不要介入政治。在中央情报局与两“P”即政策（PoliGy）和政治（Politics）之间应设一道墙。

　　问：那么，我想问问你对第三个“P”即新闻界（Press）的看法。你对传播媒介对你进行报道的方式满意吗？

　　布什：当你置身于政治之中，随时都会受到批评。多年来我同新闻界的关系是良好的，尽管我承认，自从我就任副总统以来，有关我的一些报道并不是早餐桌上的良好读物。我的回答是，公平地讲，新闻界对我是公正的。

　　问：那对1984年大选怎么看呢？我好像记得那时新闻报道有些问题。你对关于你的某些报道有时似乎不太满意。

　　布什：这么说吧。1984年，杰拉尔丁·费拉罗和我对事情的看法上，很少有共同之处，但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对副总统竞选的报道缺少点什么。但我认为新闻界的工作是竭尽全力的，我本人也是全力以赴的。我从那次竞选中获益匪浅。我和新闻界的关系有时是对立的。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不能成为一种友好的对立。

　　问：现在还有点早——大选才过去一年——但是你愿意谈谈90年代的计划吗？

　　布什：你说得对，为时尚早。但在成为正式候选人后和竞选过程中，我对此会有很多话要说的。

　　问：好吧，那就让我们谈谈过去的七年吧。你已提到你认为的政府成就。有什么失望的地方吗？

　　布什：我觉得计划没完成时，难免失望。我想起过去的一件事，那是60年代初我当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哈里斯县主席的时候。我们加班工作，希望吸引黑人选民。我作为国会议员，尽量使我的希望变成行动。但在打破黑人一直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方面，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我还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全国性突破，我的大门不仅对黑人敞开，而且对其他少数民族团体敞开。我相信黑人和西班牙人在共和党中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例如，我着重指出，只投一个党的票对共和党不是好事，对黑人社团则更糟糕。20年前民主党人获得黑人选票被视为当然之事，而今仍然如此。

　　作为副总统，我设法不仅把大门而且把思想向别人的想法敞开，即使我不同意他们的想法。我随时都想听听别人的观点——当然也要使我有机会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即使你没有改变任何人的想法，也能消除误会。这使双方都把对方看作人而不仅仅是从政治或思想意识方面看对方。我认为这是领导的一个要素——不仅说，而且听。

　　问：说到领导问题，即使你不愿详谈任何计划，你认为1988年总统选举中的问题是什么呢？

　　布什：要发表竞选演说还得等很长时间，不过假如你想得到一个简短的回答，那就是对领导本身，各种候选人如何看。

　　我自己的看法来自经验——经营过商业，在政府里掌管过一些部门的工作——观察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如何运转。我知道领导不仅是作决定和下命令，而且在作出决定之前要倾听各种观点。这才是自由社会中领导者的工作方式，要敞开大门和敞开思想。就此而论，在美国生活中处处显现出其重要性的是——容忍他人的观点——懂得我们作为美国人所共有的社会准则要比我们的任何分歧更重要。

　　问：好，最后还有两个问题：当1980年里根—布什候选人名单提出时，你曾问美国人：“你们现在比四年前生活得好吗？”展望本世纪最后十年，你认为到2000年时美国人将比今天生活得更好吗？

　　布什：是的，肯定是这样。我目睹我们国家经历过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60年代和70年代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解体的那些日子。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摆脱了那种状况，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强大的国家。

　　问：最后一个问题。回溯到1948年，那年你离开大学到了得克萨斯。从那时起你做过的所有事情——在商界、国会、联合国、中国、中央情报局和当副总统——哪一件成就是你是引以自豪的？

　　布什：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仍然回到家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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