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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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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同事是个疯子,”她对杜利—杜弗莱斯纳说。“然而人们可能既是好的裁判,又是坏的实践者。” 白发苍苍的德·凯拉特利先生,早上八点在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气派十足地接见了奥洛尔。他的年轻妻子盖着玫瑰红丝绸面羊绒被子,睡在那间房里。 “我也许直言不讳,”他对她说,“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说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 “确实是的,先生。”她回答道,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您把这个劝告给您自己留着吧。” 一番努力白费了。但奥洛尔并不灰心,为了在巴黎生活下去,她继续寻找机会。 后来,拉夏特尔城的女友杜维纳夫人,把她介绍给一位贝里籍的文人:亨利·德·拉杜什。 此人以难得相处而闻名。他谈吐文雅,以致人们起初以为他是装腔作势,其实那只不过是他说话的方式。戏剧、小说、新闻、学术研究,佯样他都涉足,可谓通才,不过都是二流水平。他的长篇小说《弗拉戈勒塔》——说的是一个女人女扮男装,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引起了小轰动。拉杜什是个出类拔萃的批评家。他培养出许多天才作家,自己却从未达到天才的水平。他辛酸地说:“我培养的作者多于我写的作品。”他是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老师。19世纪上半叶法国较有影响的文学家夏尔·诺地埃对拉杜什推崇倍至,以至于他女儿说:“幸亏上帝创造了世界,要不然就会是杜什先生创造它了。” 在当时在文学界身分卑微的杜德望夫人看来,拉杜什是一个大人物。 她到马拉盖滨河街他的套房去拜访他,见到的是一位四十五岁的男人,胖胖的,脸上容光焕发,十分机智,仪态大方。他的声音低沉,甜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既温柔又有点像嘲笑人。他的一只眼睛童年时瞎了,不过并没有使他的面目变丑。在女人方面,他大有成就,与一个叫玛塞琳娜的女人有一段悲剧性的爱情。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拉杜什耐心地听人朗读奥洛尔带来的《埃美》的手稿。朗读完毕后,他问奥洛尔:“夫人,您有孩子吗?” “唉!有,可我既不能把他们带在身边,又不能回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么您打算待在巴黎,用您的笔来挣钱吗?” “我必须这样。” “这很难哪。我在这方面看不出您有成功的因素,相信我的话,尽可能回家去吧。” 她恭恭敬敬地听着,却和贝里的女人一样固执。他说那部小说不合常情,她回答:“说得有理。”当他说必须重写时,她回答:“这也可能。” 她写信告诉卡西米尔说:“只在你我之间说说,我永不能和拉杜什这样的男人融洽相处。” 她也许不久就会发现,“在把他容纳不下的才智抛到外边后”,拉杜什亮出一颗温柔、忠诚而高尚的心。 他刚刚接管了一份讽刺性的小报《费加罗报》。他向这位少妇提出,请她参加编辑的工作。他骄傲地说:“那是奋飞的雏鹰的窝。” 奥洛尔高兴地接受了。 报纸在马拉盖滨河街的套房里壁炉边编写。每人都有一张小桌子。奥洛尔在壁炉边上占据一隅,小心翼翼,生怕弄脏社长漂亮的白底子地毯。 拉杜什好指点人,好责备人,好发指示。他把题材发给雏鹰们,同时他按实际需要,裁切出一张张或大或小的纸,分给他们。按要求,必须在上面写出一篇文章,或者一则“社会新闻”。这是学写短小精悍的文章的极好办法,可恰恰又是新手自觉无能为力的东西。 拉杜什把爱情的逸闻趣事交给乔治·桑写,可是枉然:“在规定死的这么一块地方,我既不会开头,也不知结尾。刚开始动手写,结束的时候又到了……真的受折磨……” 然而大伙儿还是谈笑风生。拉杜什虽然文字极为刻薄,却表现出父亲般的仁厚,令人敬爱。奥洛尔听人说话,消磨许多的时间,没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到了月底,他发给她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做为薪金。 然而,1831年3月5日,她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功。那天,为了嘲笑政府的谨慎,她写了如下的社会新闻。 警察局长将发布一个新的命令。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召集所有能持武器者,每天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一点,保卫王宫;每天晚上七点至次日早上七点,保卫寺院教堂和其它公共建筑物。在此期间,女人、孩子和老人在自家门口站岗放哨。未履行此条的家庭将失去要求武装力量保护的权利,将有被骚乱者侵犯蹂躏的危险。 第二,为了确保居民的安宁不再遭到扰乱,每天早上,日出之间,在公共场所鸣炮二十五响。夜里不论任何时候,每座教堂都将敲警钟,每条街都将敲集合鼓。国民白卫军的巡逻队将跑遍城里的每一条街;一边叫喊:“你们要小心!”正如城堡里的习惯一样。 第三,鼓励每个产业主在房屋周围挖掘一道七尺半宽的壕沟,加固车辆进出的大门,给窗户装上栏栅,并至少在家里存放二十支枪,以便在需要时武装房客和仆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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