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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2.离婚的烦扰

　　1835年2月，奥洛尔·杜德望同丈夫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十一月份执行。但是卡西米尔却拿不定主意，并且变得容易发怒。妻子交了一些政治上的新朋友，使他深感不快。

　　夫妇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奥洛尔打算撤销卡西米尔对她的家产的管理权。她说是卡西米尔把家产给弄光了。然而她同意甚至在离婚之后仍然供养他。

　　她在给伊包利特的信中说：“你可以想到，我不会让丈夫在麦秸上断气，尽管他不那么可爱。”

　　1835年10月19日，他们又发生了一场争吵，虽然说不太严肃，却决定了他们的决裂。

　　晚饭后，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客厅喝咖啡，莫里斯又要添奶油。他爸爸说：“没有了，到厨房去。滚开，滚出去！”孩子于是躲到妈妈身旁。夫妇俩接着吵起来，奥洛尔显得心平气和，而卡西米尔怒不可遏。他命令妻子出去，她回答说她是在自己家里。卡西米尔说：“咱们等着瞧吧。滚出去，不然我就打你耳光！”在场的朋友都出来劝阻。卡西米尔气得发狂，朝他放武器的地方走去，大喊道：“让这一切全结束吧！”杜特伊看到他拿起一枝猎枪，便从他手里夺过枪，并且严厉地责备他。卡西米尔说：“要是惹我生气，我不能控制自己，也会打你两记耳光。”

　　乔治·桑用农妇的诙谐语调，对这次争吵做了叙述：

　　男爵一时起了打我的念头，杜特伊不愿意他这样做。弗勒里和帕佩也不愿意。于是男爵就去找他的枪，要杀死所有的人。大家都不愿意被打死，男爵就说：“够了”，他又重新喝酒。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谁也没有生他的气。而我呢，我可受够了。我讨厌为了活命而写作，我的东西交到魔鬼手里，我却每年被人赶出家门。然而，镇上的一些放荡女人却睡在我的床上，把虱子带到我的屋里。

　　她到布尔日去了。米歇尔因政治罪正在监狱里服刑。狱中的待遇并不太苛刻。所有的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她应该利用这凑巧的事件，提出尽快离婚，妥善地了结此事。而此时所缺的就是取得卡西米尔的同意。这好办，因为只要卡西米尔的嫡母还活着，他这个私生子不能继承遗产，很需要钱用。事实上，他同意在辞去诺昂镇长的职务之后，就带两个孩子上巴黎，一个送到中学，另一个送到寄宿女校。

　　奥洛尔已经嘱咐她的母亲，如果卡西米尔去看她，要好好接待，不要刺激他的自尊心。“他也许会找些碴儿，同我过不去。我需要做的事，想做的事，什么也不能阻拦我去做。当我的良心要求我拿出勇气和主持正义，我就会嘲笑一切偏见，无愧于我的父亲。要是他听任这世界上的傻瓜和疯子摆布，那我就跟他一刀两断。然而，他遗留给我的，是独立自主与父爱的伟大榜样。我将尽力效法，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感到愤慨。我只关心莫里斯和索朗芝。”

　　十一月份，她在诺昂等待法庭的判决，同时在这静幽的祖居写完了最后一部优秀的小说《莫普拉》。她没有仆人——卡西米尔把他们都辞退了——只有园丁夫妇俩做家务。法庭的判决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奥洛尔的言行举止，她在专心地弹钢琴练习曲。

　　1836年1月，拉夏特尔的大法官听取证词。指控是众所周知的：1824年在普莱西她被他打了耳光；受到他侮辱人格的谩骂……在合法夫妇的住宅内，卡西米尔与女仆佩皮塔和克莱尔等通奸……通宵达旦地狂饮作乐。

　　她在诉状中说：

　　杜德望先生变得如此荒淫放荡，如此吵闹，以致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都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放纵情欲。我在宁静的夜晚经常被他行欢作乐的喧闹声吵醒……1831年元月，我向杜德望先生宣布，我想同他分居，结果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正是根据这个协议，我去巴黎定居……到意大利旅行。在这期间，杜德望先生给我写了一些很得体的信，说对我的远离并不十分关心，也不很希望我回去……

　　她没有一字提到桑多，也没有提缪塞。

　　伊包利特尽管是起诉人的哥哥，却站在妹夫一边，鼓励卡西米尔做自我辩护，说乡亲们都支持他。卡西米尔却沉默不语。他不想丢掉已经商定的年金。他听任法庭作缺席判决。

　　拉夏特尔法庭同意孩子由奥洛尔照管。但是，她要求得到一千法郎，以便结清她和丈夫共同财产的账务。

　　卡西米尔不由勃然大怒，坚决表示反对。

　　伊包利特在这件事上极力怂恿他：“你周围有人帮忙，一下子就能打赢官司。关键在于要使他们开口讲话……”

　　乔治·桑对丈夫完全改变态度感到突然和恼怒。

　　相安无事的分居时期结束了。她不得不离开诺昂。直到最后判决之前，诺昂都是属于卡西米尔的合法财产。

　　她到了拉夏特尔，住在杜特伊的家里。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取得舆论界的谅解，因为小城市的舆论界能对法官施加无声的压力。她尽量使自己讨人喜欢。跟小孩们在一起就天真活泼；同男人在一起，就贞洁娇好；同女人在一起，就谨慎从事。她在田野散步，追逐昆虫，还想方设法在公园和大路边同米歇尔秘密幽会。她给儿子写了许多亲切慈爱的信，赞扬高尚的道德，她特别努力工作。不管是打官司，还是同米歇尔的冲突，还是频繁的通信，都不能使她不去像蚂蚁一样耐心地劳动。

　　诉讼的双方都焦虑不安，动员一切人证、物证。

　　乔治·桑给布古瓦朗写信，让这位爱她的孩子的家庭教师指证丈夫与女仆的通奸行为。

　　卡西米尔也同样给在巴黎的朋友写信，为妻子在那里的不端搜寻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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