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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乔治·桑不害怕暴动。在她看来，政府、报刊、整个法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纯粹是政治上的共和派，他们与君主主义者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派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派，她是其中的一员。她想，唯有战斗的结果才能区分两大阵营。

　　然而，在等候选举时，政府中思想先进的人，开始密谋反对自己的政权。很多人把造成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乔治·桑的文章。

　　乔治·桑在别的报纸上力图解释说，她不主张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说的，不主张“特权集团和小集团”。“特权集团”就是所谓的领导阶级，“小集团”指的是狂热鼓吹暴力的小集团。但是，实际上，她是鼓励“小集团”，而公众反对她的叫骂也是很厉害的。

　　这时，乔治·桑还能到一些部长的家里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5日，巴黎工人按照乔治·桑劝告他们的那样做了。巴黎的起义者们闯进了彼旁宫，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紧急动员令，富人区的国民卫军挽救了国民议会。

　　5月15日，乔治·桑在哪儿呢？波旁宫旁边的勃艮第街，人群密集，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看见，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在发表演讲，并博得众人的喝采。她就是乔治·桑！

　　5月15日晚上，乔治·桑断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失败了。她只有一个愿望：回诺昂去。

　　但是，她等了两天，因为有人说她将要被捕。她不愿意显出逃走的样子。在等待搜查时，她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记》。但没有任何人想要为难她。于是，在17号晚上，她平静地口诺昂去了。

　　当乔治·桑回忆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况时，她就会觉得，诺昂就是她的避难所。但现在却应该改变这种看法。在混乱的巴黎，人们都把她给忘了，而在这乡间，她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反动派把她当作攻击目标，邻居们指控她犯了种种过失和罪行。

　　诺昂新镇长奥拉尔是乔治·桑政治上的对手，又是私交。他劝乔治·桑离开家乡，直到各种谣言和愤怒平息之后再回来。

　　乔治·桑去了图尔，报纸讥笑说：“乔治·桑到哪里去了？她狼狈不堪，六月事件的时候，收拾好家具和雪茄烟盒，不再在巴黎露面，到图尔去住了。”

　　出走是上策。

　　起义失败和六月的血腥屠杀之后，有上千人被流放。社会共和国被推翻了。一道新的血腥的壕沟挖好了，横在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乔治·桑失望了，而且停止在报上发表文章。她说：

　　“我不给任何报刊写了，至少是现在不写。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我不能暴露我的思想。所谓当务之急，就是要做些让步，而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但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崩溃了，还未复原，我要等它康复。”

　　这时，肖邦在伦敦越来越恶毒地谈论他旧日情人的不幸：“最近这段时间里，她陷进泥泞里了，而且把很多人都拖进泥潭。人们认为，燃起内战之火的公告是她写的……”

　　除了外界的责难，乔治·桑的心中也充满了痛苦的斗争。奥古斯蒂娜的父亲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名为《当代女人——乔治·桑的传记及其阴谋》。他在文章中指责乔治·桑把奥古斯蒂娜拐到诺昂，做莫里斯的情妇，然后把这姑娘随便嫁给一个男人。

　　乔治·桑去请教了大律师谢·戴斯丹日。她肯定他说，他儿子和养女之间，只有圣洁的兄妹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乡间，家庭里充满亲密的友情，我一直看着他们长大。”

　　谢·戴斯丹日恐吓了那位父亲，第二篇文章就再也没有发表。

　　但是，轮到肖邦来指控了。他说：“总之，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议论这桩最肮脏的丑闻。做父亲的虽没有尽责，但那都是事实。这就是那桩善举！当这姑娘来到这个家时，我是竭力反对的……”

　　索朗芝仍然是肖邦的女友，并且经常接受肖邦送的康乃馨和玫瑰花。

　　乔治·桑写给索朗芝的信：“对于他，我不能以怨报怨，以怒报怒。我经常想到他，就像是想起一个性格乖戾、失去理智的病孩……”

　　为了迎击敌对派的进攻，乔治·桑再次把自己的书桌变成防卫的堡垒。她重新开始写《我的自传》，并又挖掘乡间题材小说。

　　这种新的田园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好感。那并不是因为她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但是，她确实放弃了激烈的政治观点。她说，她从此也许可以接受两种所有制：一种是个体制，只有阶级调和才能使它为人们所接受；另一种是集体制，她希望它能够实现，并且范围尽可能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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