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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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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在诺昂吸引了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青年，有画室的同伴，也有政治上的朋友。他们长期住在诺昂。乔治·桑把自己的生活同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1850年以后，亚历山大·芒索升级为受宠的人，并且在诺昂留了下来。他使乔治·桑女士完全满意，她的政治偏见和模糊的母性都得到了满足。 芒索比乔治·桑小十三岁，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但身子单薄，肺也不太好。 他出身贫寒，父亲是卢森堡宫的卫士。他是个很有艺术才能的雕塑家。他起初给乔治·桑当秘书，很快又成了她的知己。 当乔治·桑去巴黎时，她不听莫里斯的意见，要往在芒索的家里。尽管母亲人到中年，莫里斯还是担心这样做又会招来闲话。但乔治·桑对莫里斯说：“你希望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我住在芒索那里，比住在你那里更好。要是你和我住在一起，要是你能睡在他的工作室里，就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即使你不来睡觉，也不会有的。你想，除了看门人之外，谁也不知道我住在那里！每天，一个男青年把他的套间，借给一个外省来的夫人，特别是这位夫已经四十六岁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乔治·桑的生活中，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她在诺昂又重新过起平静的生活，重新每天观赏美丽的鸢尾花和欧石南，重新生活在吵闹而又快乐的年轻人的周围。 芒索要她去照顾，儿子要她去爱，这个家要她去管理；而且，每天晚上，她要写二十页小说。她的生活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路易·波拿巴被选为共和国总统。新的元首对乔治·桑并不陌生。路易·波拿巴年轻时就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烧炭党人。大概在1838年，乔治·桑在巴黎的一个沙龙见过他。当时，路易谋反的计划败露后，被送进了哈姆监狱。 亲王知道乔治·桑女士对他很感兴趣，便叫人告诉乔治·桑说，要是她能够到哈姆监狱来的话，对于他就是盛大的节日。她并没有去，但给亲王写过信，彬彬有礼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那时，乔治·桑真想相信这个年轻波拿巴的真诚。朋友们要她谨防上当；但是，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她还是在《改革报》上发表了一篇不抱敌意的文章。 1851年11月，她来到巴黎，参加她写的《维克托里娜的婚姻》的彩排。该剧于1851年11月26日在体育馆上演。 索朗芝和她的丈夫，以及她的保护人多尔塞伯爵观看了首场演出。克莱森热夫妇若即若离，忽而分居，忽而合好。第二年，这对互相仇恨的夫妻的动荡不安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这时，大家都在谈论着可能发生的政变。谁来反对政变呢？是资产阶级？他们是君主主义者。是工人？他们为什么要捍卫那个曾经下令枪杀他们的国民议会呢？ 十二月初的一天，有人对乔治·桑说：“如果总统不马上搞一次政变，他就是个外行，因为现在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那天晚上，乔治·桑和索朗芝与芒索一起去看马戏。凌晨一点钟，他们走过爱丽舍宫，看见院子的正门关着。只有一个哨兵守在那里，万籁俱寂；路灯光照着泥泞滑溜的路面。乔治·桑笑着说：“这还不是明天！”这一夜，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一早，有人来告知她：“国民议会己被解散。”这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很久以来，丧亡中的共和国就已不再是她所期望的共和国了。 大街上，人们都很平静，但是，晚上《维克托里娜的婚礼》在体育馆演出时，观众寥寥无几。 “现在，我非常能控制自己，”乔治·桑对一个朋友说。“再也没有什么会激起我的气愤了。我对待反动派，就像是对待盲目的命运，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耐心，才能战而胜之。” 她坐在炉旁度过了这个路易·波拿巴晚上，细心地听着外面有什么动静：“什么也没有，到处是死亡、蠢笨或者恐怖造成的寂静。”在这几天里，她希望路易·波拿巴这个新主人将尽力使法国人和好。 但是，新政权一开始就充满血腥与暴虐。就像白色恐怖时期一样，一些极端分子要求路易·波拿巴亲王做一个冷酷无情而又公正的人，并要求他手持严酷的利剑，越过世纪。 凡是忠实于共和国的，都被残酷地消灭了。地方上的报复行动，使镇压有加无减。半个法国都在检举别人，依据匿名、诬告而做出的不能上诉的判决，使无数不幸的人被囚禁、被运往非洲，或流放到美洲去。 贝里也笼罩在惊恐之中。诺昂的常客中，很多人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被指定流放。有人说乔治·桑也要被捕。她不愿逃走；相反，她决定要去见路易·波拿巴。 其实，她根本没什么危险。亲王总统很尊敬她。她坚持要得到总统的接见，她要替朋友们的案子做辩护。 1852年1月，她来到巴黎，并写信给亲王： “我一直把您看成是一个天才的社会主义者，对您满怀虔诚的信任。我认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高声责备上天和民族，责备由上帝所降生和为人民所拥护的人，简直是一种罪过。” 总统亲笔回信给她：“夫人，我将很高兴地接见您，时间由您定，下星期随便哪一天，下午三点钟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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