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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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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基斯洛沃茨克的聚会惊扰了总书记。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想起了这一点。为了要嘲笑一下”山洞里的人”，他便以讽刺的意味提到了当时的谈判，重复了他情愿“让出位置”的那些话。列宁去世后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总书记的地位就巩固了，他感到可以开一开玩笑了。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玩弄了“听众”，同时又打击了季诺维也夫的威信，把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说成是“取消政治局”的政纲。玩弄政治倾轧的大师开始给人扣帽子了…… 1923年时，最上层的人士已经知道，列宁患了不治之症。夺权的竞争尖锐起来了。在托洛茨基的身下放上了新的地雷：斯大林安插的人已经打入了托洛茨基的堡垒——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一向轻视组织工作，不去降低身分搞一些阴谋诡计，而是寄希望于无法反驳的说服力。斯大林可不是这样。他按照进行政治阴谋的一切“规定”，对以“托洛茨基”命名的那些堡垒进行围攻，在准备工作方面哪怕是一种粗活也不放弃，从而从对手那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托洛茨基以其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不想去认真地对待斯大林，他没有觉察到迫害的规模，也没有看到处心积虑地反对他的那一运动的最终目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讲出这样的话：“我情愿放弃我的一切岗位而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去为德国革命而战斗，因为德国革命眼看就要爆发啦！我也情愿辞职，季诺维也夫已经站起来了，所以我要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前去战斗！”斯大林很会迎合自己的伙伴，他说：“中央委员会不可能一下子拿两个这样宝贵的生命去冒险。”① ①根据阿·伊·米高扬的口述。 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1913年的水平，农业被弃置不顾，运输徒有其名，道路情况也是如此……最必需的商品、粮食、住房极感缺乏，货币贬值……不满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三人同盟不知道如何对付困难，而且他们不是承认这种情况并向积极分子征求意见，而是加强行政管理制度。 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8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责领袖们实行了独裁统治，放弃了党的民主制，忘记了选举制原则，对批评采取了不能容许的态度。一个星期之后，一批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在这个被叫做《四十六人的声明》的文件（这个文件充满了对革命运动的担忧）里，对国家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和党的领导活动进行了分析：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①信的作者们指责那些同党失去联系的领导人实行了一种足以使国家灭亡的政策。他们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页。——译者注 在46个签名的人中有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对信的正文补写了重要的一点：“要求公开地、开诚布公地对待我们的一切弱点，我的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使我完全支持召开上述会议的建议，以便拟定一些实际途径，来摆脱现有的各种困难。”① ①拉基京《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75年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95页。 上层人士认为《四十六人的声明》是对党的粗暴的攻击。吓破了胆的安德列·布勃诺夫急忙勾掉了自己的签名。很清楚，这样一个对进行政治挑拨非常方便的借口，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季诺维也夫，都是不会放过的。以客观的态度来审查这封信，坦率地、同志式地谈论问题—一这使斯大林及其帮凶们感到很不愉快的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0月25—27日联合召开的全体会议宣布写这封信的人都是派别分子，并指责他们同托洛茨基一起进行分裂活动。① ①《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3卷第141—142页。 对“领袖们”来说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十月全会的决议没有予以公布。由党的执政官组成的三人同盟没有把“造反性的声明”①原文发表出来。到了30年代．当斯大林成为统治者之后，他就把所有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全都杀掉了。但是就是到了这时这封信也没有被刊印出来。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人们从党的所有讲台上都对斯大林捏造的“托洛茨基分子”大肆咒骂…… ①“造反性的声明”即上面说的“四十六人声明”。——译者注 但是在1923年10月，《四十六人的声明》的内容象托洛茨基的屡次发言一样，很多党员都知道了。三人同盟不得不有所承认。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公开承认，现今的领导作风限制了党内民主。《真理报》号召党员们对季诺维也夫写的《党的新任务》一文积极地展开辩论。从11月13日起，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真理报》不断发表党内辩论的材料。这次辩论很有成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12月5日已经能够在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这份出色的文件重申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决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性的表现，不要以此而把那些认真负责的和遵守纪律的党员推到与外界隔绝和进行派别活动的道路上去”。在讨论党内生活问题时，借口“党的纪律”而加以限制的作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作法，因为这样的讨论是“党员”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中央号召同“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党的机关和党的实践”的行为作斗争。① ①《真理报》1923年12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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