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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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可以把新的曲折说成是总书记的健忘：他忘记了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忘记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存在，忘记了已经建立起来的许多专门委员会……不久前“全国”和“全行星”庆祝了总书记的五十寿辰。什么称颂赞扬他的话没有讲呀！这些他是记很牢的，于是他使用自己的权力，使用“各族人民的领袖”的权力，命令着手干一项事业，干一项极其符合他心意的事业，这就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一两个月之后，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向各地下达了一项指示：中央建议不要不加区别地一下子把所有个体户都加以剥夺和消灭，政府的工作细则中将谈到“灵活性”。制止恐怖行为的微小的企图…… 　　据官方计算，全国的富农户有将近100万个。如果把富农作为一支真正反革命力量来谈的话，那么它的基本群众曾在白军队伍里作过战，并同白军一起退却，后来便迁到国外去住了。真正的富农没有去等待贫农阶层的代表把他们的家产抢光，把他们本人枪毙。他们早就把自己的财产卖光，同自己的儿孙们一起，投奔城市无产者去了。因此剥夺者和讨伐者的主要打击实际上落到了中农身上。　　仅仅在一年之中，就有近300万“富农”及其家属和“富农的帮手”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人被枪毙，几万人被送到集中营去消灭。凡是靠自己的劳动或儿孙们的劳动积攒起富裕家产的劳动者，都被划入“富农的帮手”这个范畴。任何一个无意之中附和了“富农”的人或者是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也被归入“富农的帮手”之列。总之，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中农还是雇农，只要邻居“记恨”他，他也就算作“富农的帮手”。很多执行斯大林指示的人都被卷进了这个漩涡。于是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同没收富农分子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的人在有刺的铁丝网的后面相遇了。在那里，每一个死人也都获得了一块与活人数量相等的冻结的土地。战争是为了消灭人而进行的，也是为了进行全面的掠夺而进行的。斯大林进行的这场浩劫阻止了中农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了中农，合作社就成为穷人的合作社了。不久，政府发表了一项决定：把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的财富转归集体农庄所有、邻居掠夺邻居，把一切东西全都拿走了：大车、斧子、瓦罐、镜子、靴子、母猪、母鸡、茶炊、被子、头巾……邻居掠夺邻居，斯大林挑动了穷人同富人斗。分而治之！还是邻居掠夺邻居。起初是掠夺富人，后来是掠夺所有的人。所有掠夺来的东西（害羞的历史学家们后来说成是“剥夺来的东西”）都无条件地落入了斯大林的粮囤。哪里有富农和中农之间的界限、中农和贫农之间的界限呢？连克里姆林宫里面的人都不知道这种界限在哪里，更不用说农村里的人了。干这种掠夺勾当的是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是被动员起来的工人、共青团员和地方官员——这是整整一支大军。　　我记得1944年春天的情况。我们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从莫斯科开往北方。究竟开往北方什么地方——这只有押送队才知道。我们坐的火车缓慢地在爬行，在各个车站的备用线上要令人痛苦地停留很长时间。我们已经经过了维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科诺沙，每过了一站，关于最终地点的不同说法就减少了一个。很快到达了科特拉斯，从这里往前行进有两个方向——一个向维亚特卡（这个古老的城市后来用被杀害的基洛夫的名字来命名），另一个向伯朝拉。一些富有经验的惯犯已经回忆起了伯朝拉的羁押犯人的监狱，唱起了令人凄惨悲哀的集中营的歌曲。要想从北极圈以北的集中营跑掉，这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事。他们坐在三层双套马车最上边的一层。头目们坐在用钢栅栏钉住的一个正方形的小窗口的旁边。他们的位置舒适，宽敞。他们可以尽情地抽烟，“放开肚子”吃东西。他们交谈时声音很低，他们表现出一种消极无为的情绪。　　在第三层，那些公子哥儿和犯刑事罪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们的嘈杂声传不到这里。我们的普尔曼式车辆是一个放在4根轴上的木盒子，里面塞进了100个犯人，他们是莫斯科各监狱的新产品。聚集在一起拥挤得不能想像的、在一个来月中乌龟式的前进中消瘦了的“政治犯们”（他们多数都不知道任何政策）和那些从来都不阅读战时颁布的大量命令的“扰乱社会治安犯们”——所有这些遭到残酷折磨的人都在暗处蠕动。他们本能地推测着发给口粮的时刻——口粮是粘土似的面块，带有一点面包味。政治犯们早就抛弃了自己的家用物品。没有来得及将家用物品换成马哈烟的人，他们的最后一件上衣、裤子、鞋子就被人偷走了，或者简直就是被人抢走了。而现在在这二层的简单板床上，这些私人衣物却被拿来赌博。所有放到赌池里的东西，渐渐地落到了彼得这个机灵鬼的那个角落，彼得是一个灵活而不易抓住的人，厚颜无耻的人和走运的人。有人认为事情不在于走运。可是在他赌博弄鬼时却没有被当场抓住过。为此他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惩罚，但那不过是羽毛戳肚子——微不足道。彼得这个机灵鬼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小偷，不过他的档次要低于处在上面一层的那些人。　　……在过了乌赫塔车站，距离伯朝拉还有250公里的时候，彼得倒霉的时候到了。年岁大一些的小偷把他叫了去，掏出自己的一付纸牌来同他玩，于是一会儿彼得这个机灵鬼就输个精光。他所弄到的一切衣物，摞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墙角处，墙的上方挂着一个装有烟丝的荷包。别人让他抽烟，说彼得你就象通常那样，抽吧…… 　　在我们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中的那个窃贼头目未必能模仿出斯大林在30年代时的样子来。但是他们两人却都是按照盗窃界的标准来行事的，这也就是他们两人的相同之处。其不同之处则是在盗窃的范围方面。科巴一斯大林也是从小事偷起的——他抢劫邮局，抢劫轮船上的现款……他从这些“剥夺”作起，最后发展到对全国农民的大剥夺。他的成功的时刻到来了。他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和怀有政治野心的掠夺者。完全是由于他斯大林的那种天才的远见，才及时地消灭了富农这个敌对的阶级。他在红旗的掩护下对农村进行了大洗劫。在所有这几年中。那些热心效劳的思想家们，曾经制定了许多个变幻无常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和消灭富农的纲领，他们就这个抽象公式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展开了争论，还非常狂热地引证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在引证时也展开了一番争论。他们只是在如下一点上意见一致，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是在伟大的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　　在集体农庄处于灾年时所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是要分裂农村。但是，在斯大林看来这还不够。他在煽动农民发生内讧时，还企图使传统上形成的牢固的农民家庭也发生分裂，企图利用少年儿童来同“富农”和“富农的帮手”作斗争。在乌拉尔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儿子出卖了父亲，因而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并且还编了一些歌曲来歌颂他。政府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范例来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少先队员。　　而给那些被流放的或被枪毙的“富农”的子女则准备下了一种可怕的命运。凡是戴上“富农的儿子”、“富农的女儿”这种帽子的儿童，对于在国内获得普遍的教育这一点，是连想都不用去想的。“被褫夺公民权者”——这是那个残无人道的时代所产生的又一个新字眼。几百万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农民，几百万农民的子女被剥夺了一切：房屋和粮食，自由和公民权。　　农民家庭出身的党的工作人员或苏维埃职员——在全国，农村居民占优势——在报告自己的经历时，总是竭力强调自己的父母是真正的贫农。他们在履历表中则写上“出身于无马户”。这标明他是可靠的。正如在往昔时代贵族出身的人是可靠的一样。谁如果提到自己的父亲是中农，他就要立即受到审查。而出身于富农的人是连填表都不能填的。　　很多被调进党和国家机关的青年人以及被调进军队和保安机关的青年人，由于他们是斯大林在农村进行大清洗的见证人，所以他们牢牢地掌握了一条：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已经在精神上作好了遭受大恐怖的准备。　　1932年时，鲍里斯·帕斯特纳克决定跟随其他作家到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去体验生活。他想写一部描述社会主义农村的书。他说：“我在那里所见到的情况，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那种残无人道的、难以想像的灾祸，那种可怕的苦难，好象已经成了一种不实际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病啦。整整一年都睡不了觉。”^① 　　①《新世界》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6期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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