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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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在1946年进行竞选活动过程中，斯大林在大剧院发表演说。正当选民们高度集中注意力听他演说的时候，演说却急速地结束了。发表演说的人突然间不见了。刚才还在讲台上嘛，可现在却没有了……原来总书记麻利地蹲了下去，并以这种蹲着的姿势几乎是从地下，惊慌不安地向上看着顶层楼座的观众，同时向讲台的侧壁外边躲去。因为在顶层楼座上有一个人公然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只步枪似的东西。他直接瞄准了总书记。这时一群保卫人员冲上了顶层楼座。恐怖分子原来是记录影片的一个摄影记者，他手里拿的近似武器的东西原来是缴获的电影摄影机及其配件。领袖又在讲台上就了位，并在与会者那喧嚣的欢呼声中结束了演说。后来，当斯大林听了对情况的报告后，他下令不要惩罚这个惹祸的摄影记者。^① 　　①引自Ｍ·Д·沃尔平的《回忆录》。　　如果回忆一下斯大林是多么煞费苦心地、多么有计划地和顽强地把自己个人加以神化，就会不由得要问一下：他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对荣誉的渴求吗？这里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呢？　　如此的演说家。1920年4月23日，莫斯科党委会为列宁的寿辰举行了一个晚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50岁了。他本人没有出席晚会。采访记者报道说，只是在休息之后才把他用车送来的。在晚会上发言的有高尔基、奥里明斯基、加米夫、卢那察尔斯基……“斯大林得到了发言的许可，他是从开展地下工作时期以来不曾被人代替过的中央委员，是一个任何一种话都讲不好的格鲁吉亚人……正是斯大林根本不一善于讲话这一情况使得他的发言十分有趣，甚至非常吸引人。”^① 　　①《共产主义劳动报》1920年4月25日。　　1934年5月1日。斯大林为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们发表演说。这位科学泰斗通常发表的演说是：“让我们为科学事业而干杯。我们不是为……的科学干杯，而是为……的科学干杯。”——接下去是同样的语体。虚假的简练，令人厌烦地重复那些内容空泛的命令式的话语和口号式的句子。还有他那用糟粕性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天才特征…… 　　斯大林在发表口头演说和书面演说时总是采取一种令人极其难以忍受的简单化的态度，他对任何意见都绝对不能忍受。阿·科尔曼证明了这点，他保留了一张至今人们可以看得到的总书记在20年代末拍摄的照片。阿尔诺什特·科尔曼于1931年3月以前曾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在他逝世3年后发表的《回忆录》中，他描述了同斯大林的几次会见。　　在1920年秋季的一天，科尔曼带着一捆送往仓库的新书，坐上电梯，到四楼自己的那个部门去。总书记紧跟在他的后面走进了电梯间。科尔曼写道：“斯大林象往常一样，穿着靴子和弗伦奇式军上衣，大概仅只这些他也就很象画像上画的那样了。灰色的弗伦奇式军上衣同这个人那略带灰色的面孔相配合。他的个子没有我高，背驼得很厉害，他的身材不象画像上画的那么高大，那么均称，而当时的那些画像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显得很漂亮。我注意到，他的靴后跟过分的大，这对他并没有多大帮助。他的面孔不平整，并不象照片上经过修描后的那样，而是满脸都是高低不平的很难看的大麻子。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大，而是很小，躲藏在很窄的两条缝隙里。头发和胡子有点发亮，但不是本来的黑色。虽然他当时才50岁，但他显然是把头发和胡子都染了色。　　斯大林对我端详了一阵，简短地问我：‘您在这里工作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作了自我介绍。他没有给我打招呼就从我的一捆书中随便拿起了一本，然后又拿了一本，走马观花地翻阅起来，最后把书还给了我，并以特别明显的鄙视态度不客气地说：‘都是一些教学书！’此外，他就再也没说什么了。到四楼时我走出了电梯，他上到五楼。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奇怪的、不愉快的感觉，虽然有这种不愉快的失望感觉，但我当时却不能将其简单地表述出来。” 　　第二次见面是一年之后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科尔曼被选进了编辑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帕维尔·列别捷夫—波良斯基。科尔曼写道：“在代表大会的第二天，我碰上了值早晨的班。在开会之前，我从女速记员那里拿来了斯大林前一天作的报告的记录。在他的演说的开头部分，立即映入我的眼帘的是一个使人感到很古怪的句子。我虽然无论在学校里或是在自学中从未研究过俄文的句法和语法，但是由于我读过一些文艺作品，所以我毕竟在语言方面具有了一定的鉴别力。象他这样写法，俄文上是不这么说的。这么写法，我是无法捉摸到它的意思的。　　我走到列别捷夫—波良斯基跟前，让他注意一下这个表达错误的地方，他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对他说：‘应当让斯大林同志看一下这个地方，让他改正一下。’但是列别捷夫—波良斯基吃惊地向我摆了摆手说：‘算啦，算啦，您可什么地方也别去！’。我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知道也许会是女速记员记错了呢。要知道这样发表出去是不行的。’所以当斯大林刚一出现在大厅时，我就登上讲台走到他跟前，对他大致说了下面的话：‘您瞧，斯大林同志，这里，在您的发言的速记记录里，从语言角度来看，有一个表达错误的地方……也许是女速记员记错了。请您拿去看一下。如果允许的话，明天早上我再到您这里把速记记录取回来。’斯大林仔细地审视了我一眼，拿起了速记记录，漫不经心地说：‘好！’。第二天，还在在开会前，我登上讲台，又走到斯大林跟前，问他：‘斯大林同志，速记记录您看过了吧？’他把速记记录递给了我，很不客气地说：‘就这样保持原样吧！’”。^① 　　①阿·科尔曼《我们不应当这样生活》1988年纽约俄文版第162—163页。　　粗野。这件事是共青团前巴伊洛夫斯基区委书记彼得·莫日诺夫1949年在叶尼塞斯克流放地时告诉同志们的。30年代莫日诺夫在巴库工作时，从一些老工人那里偶然得知：这里住着一个老头子，1908年时科巴同志曾租他家的房子住过。彼得·莫日诺夫是一位典型的共青团的领导人，活泼好动，为人热情，他清楚地想象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工人是怎样把积极分子们集合起来（当时能够从其他各地区把小伙子们请来参加），向共青团员们讲述对领袖的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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