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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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起初，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走了运。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提到父亲^①是一个死后受到诋毁的受害者。诋毁者是历史学家Ａ．Ｂ．利霍拉特。^②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央承认这位革命家是无辜的。不久，我收到了为父亲死后平反的证明书。自然，证明书不是寄给我的，任何人也没有找过我。我自己不得不就此提出请求。过了不久，在1963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学研究员Д．Ｂ．奥兹诺比申公开指责“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情绪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19年时在乌克兰战线上执行了反党的战略。一年之后，《消息报》发表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研究员Ａ．Ｍ．索沃金写的一篇短文，他断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德边科串通一起，对一篇预先约定的电文——“把条例发出去”进行了改写。根据这封电报，一支舰队在1917年10月，应当从赫尔辛福斯开往彼得堡。这样一来，安东诺夫和德边科就从名利主义的动机出发，把电报看做是自己的。从而“伪造了一份历史文件”。^③ 　　①即本书作者的父亲。——译者注　　②《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26页。　　③《消息报》1965年7月10日。　　这篇报纸上的潜言中伤当时是索沃金炮制的，他是同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一起炮制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①多年来一直在贝利亚的领导下有成效地工作着。因此，寻找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的行为动机是不需要的。但是，是什么东西促使报纸编辑Ю．П．沙拉波夫去参加这一诋毁行为的呢？　　①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是亚·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译者注　　我在编辑部里同负责人谈话时指出：“3个科学副博士来干一件简单的卑鄙事情，不是太多了吗？”编辑大笑起来。我可笑不起来。我决定对索沃金和编辑部向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在《刑法典》和《民法典》中列有公民要求给予恢复名誉的权利的条文。我诉诸了人民法庭——申请书自然未被接受。又诉诸市法院，情况也一样。只是由于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干预和总检察长的个人指示，市法院才接受了对案件的审讯……但是马上就闭庭了，原因是《消息报》及时地刊载了索沃金的一封信。但他并不是向读者和报社编辑部道歉。你要知道，他是又搞到了一些新材料使自己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①不过如此而已……《消息报》编辑部一句话也没有讲。　　①《消息报》1965年8月31日。　　与此同时，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还是社会科学院，或者是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它们都出版了一批党的历史方面的著作。现在，斯大林已经不是革命领袖了，甚至也不是第二二领袖。作者们采取了对他的名字避而不提这样一种方便的立场。另一方面，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咒骂却加倍地厉害起来。因为离了咒骂，就无法进行论文答辩，就不能够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不管有无理由，都要提到“托洛茨基分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月里，安东诺夫曾在巴黎办了份国际主义的报纸，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团结一致地行动，而同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则公开地划清了界限。所以列宁欢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立场。但是，有谁去弄清楚这些细微之处呢？依然给人家扣一些陈旧的、可靠的帽子，当然是最省事的。　　还有一个方便的借口，这就是1923—1924年进行的辩论。后来斯大林的这一挑拨行为使几千个诚实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但是，你去摇铃吧，你去敲钟吧！反正所有不支持斯大林的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所有反对总书记的证明文件都是托洛茨基的证明文件……这场荒谬的运动并不就是这么荒谬的。因为没有这样一场运动又如何解释党的列宁骨干的死亡呢？至于右手干的事，左手不知道，这样的障眼法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而为了安慰那些被平反的人，在他们的纪念日开个纪念会，纪念一下也就可以了。　　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80诞辰（1963年）和90诞辰（1973年）时，一两家报纸对此作出的反映是发表了几篇短评，但在短评中却总要提到他的“托洛茨基的”过去。这位革命家的战友们打算在革命博物馆和苏军大楼举办几次回忆晚会，但是他们“不被理解”，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或基辅，这样的晚会都未办成。一些著作家建议在中央大楼庆祝一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作家、批评家和诗人的90诞辰，但是这个建议刚一提出来就被否决了。有人说：“在这些失势的人中，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对他的平反是中央决定的嘛。”——“可是谁敢向我担保，明天他不会像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取消对他的平反呢？”——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是一位负责人。后来，在报刊上接着又发表了一系列诋毁性的文章。　　我是盲人协会的成员，几年来我曾在那里就父亲的革命道路作过几次讲演。接着就有人对我进行告密，于是不准我“扩散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我向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写了一个很长的声明。我请委员会主席Ａ．Ｅ佩尔谢检查一下对中央决定的执行情况。如果中央的决定还没有被取消的话，就应该停止对我的已经平反了的父亲进行语言中伤。两个星期之后，佩尔谢的助手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导员彼得罗娃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又等了两个星期（因为问题正在研究中）。这时我给她打去了电话，我从电话中听到：“决不……就是……是的！我正在研究你的声明呢。你父亲的案卷就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不了解，你的愿望是什么……他是1917年入党的，而在此以前……”——“请原谅，为了把情况搞准确，我不得不插进一句话。我父亲是1903年入党的。这反映在列宁在世时出版的历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我可以向您提供一切材料。要知道我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如果您亲自接见我的话……”——“这没有任何必要。你的案卷就在我这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呀？1938年时，你被学院开除了……”——“但是不久我就又复学了。一年之后，我领到了毕业证书。”——“这不可能。”——“请您稍等，我把毕业证书的号码告诉您。”——“不必麻烦了。我已经说过，你的案卷就在我的桌子上嘛。”——“这么说来，我是一个骗子了，我拿到的毕业证书是假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话题已经谈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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