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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歌谣》和《行吟诗人》的出版也使巴兰坦的印刷所出了名。新的订货源源而来，为了揽下这些生意，詹姆斯请司各特再借些钱给他。司各特孤注一掷，把叔叔去世以后得到的钱几乎全部投了进去，成了巴兰坦的合伙人，他是不出面的合伙人，然而像日后的情况表明的那样，也是相当不安稳的合伙人。他会心血来潮，产生种种新奇的想法，而且风风火火地干起来。如果能够像拿破仑席卷欧洲城市那样，用猛烈的冲击轻易地囊括有阅读能力的公众的话，那么不列颠所有识字的人就会忙于阅读理查逊、菲尔丁、斯摩莱特、斯泰恩、德莱顿、笛福、斯威夫特、鲍茫和弗莱彻等几十位名家的作品了。

　　这些人的作品都应该按一些出版商的订货，由巴兰坦印刷出版，每部作品都附有司各特或是某个没有收入、生活窘迫的作家执笔的作者传略。这真是一段不容喘息的时期，司各特为《爱丁堡评论》撰稿。原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又要在烦杂的事务中挤出时间来斟酌出版计划。好在他当时只限于考虑其中的一件——出版附有诗人传略的德莱顿作品集，后来出版的也就是这一部文集。

　　他本来会继续发挥另一些拿破仑式的宏伟设想，可是原来的书店主人，如今成了出版商的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答应出1000英镑请他写一部新的长诗，而司各特本人又一度对另一种写作发生了兴趣。他刚刚用长诗征服了读者，却又想用散文作品取得同样的成功，于是在1805年着手写长篇小说。他写完七章后，拿给威廉·厄斯金看，厄斯金劝他放弃这种打算。历史又重复了一次，司各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像他的第一部长诗一样，起初没有得到赏识。司各特没有多犹豫，就把手稿放进写字桌的抽屉里，而且完全忘掉了这篇作品。厄斯金的告诫是中肯的：

　　如果整部小说都像开头七章那样沉闷而且矛盾百出，它就绝不会在文学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而作者也不会以《威弗利》作者的笔名蜚声于各个文明国家。

　　第七章　操劳和旅行

　　《行吟诗人》使司各特扬名时，他33岁。他第一次长途旅行是和妻子一起去格拉斯默拜访华兹华斯。华兹华斯陪他观赏了湖泊，还有一次两位诗人和知名的化学家汉弗利·戴维结伴攀登过赫尔威林山。司各特夫妇告别华兹华斯后，又去了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吉尔斯兰；正当他们心满意足之时，传来消息说，法国军队已经启航，可能在苏格兰登陆。

　　我们这位军需官立即飞身上马，一昼夜急驰一百多英里，赶到达尔基思的集合地点。不过，这是命运同他开的一次玩笑：警报只是一场虚惊。

　　1806年初，他第一次以文学界“狮子”的身份来到伦敦。处处议论的话题都是《行吟诗人》，人人都希望一睹作者的风采。这部长诗最脍炙人口的两段中，有一段贯串的情感是司各特从未体验过的，而另一段描绘的景色是他从未观赏过的，这也是命运对人奇特的作弄吧。在这之前，司各特连英吉利海峡都从未横渡过，可是他描写多年流浪在外的游子，一旦重见故土时的心情的那几行诗句却为大众所传诵：

　　多年流落，一旦重返故土，
　　难道会有这样冷漠的人，
　　他的智慧发不出这深情的声音：
　　“啊，亲爱的故土，我的故乡！”
　　他的心灵燃不起一丝光亮，
　　他不会对昔日的幻想发出一声长叹？

　　更为著名的是描写梅尔罗斯修道院的那几行诗句。它们给遗址引来的夜游者人数之多，恐怕超过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诗句。

　　谁要想看清梅尔罗斯，
　　就请他在月色朦胧中前往一游，
　　……
　　如果在这种时辰，
　　独自一人去看看那巨大的遗址，
　　你一定会说：有生以来从未见过
　　比它更美丽、更凄凉的景色。

　　长诗出版20年后，司各特“回想起青年时代的罪过”，做过一段他自己也未必料到的自白：“我的罪过就是搞得人们神魂颠倒，让他们在迷蒙的月光下去欣赏梅尔罗斯的废墟，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令人不解的是我在附近找不到投宿之地时，往往就在梅尔罗斯过夜；我没有在月光下去看看遗址，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不过，实情就是这样，既然我不想去看，我就只好用这种想法来宽慰自己：在惨淡的月色中，这些遗址反正和我见过的任何一种哥特式废墟相差无几。”

　　司各特的崇拜者中有威尔士王妃卡罗琳娜。她在1796年获准正式离婚后，就把布莱克希特的蒙塔古宫作为自己的寓所。在英国人眼中，卡罗琳娜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她的前夫、未来的摄政亲王同自己的父亲乔治三世不和，支持辉格党人，因此托利党人反对他，而且支持他所不喜欢的一切人和事，包括卡罗琳娜在内。司各特对保守派的同情使他得到了布莱克希特的邀请。王妃请司各特朗诵一些他的诗作。司各特没有读自己的作品，却朗诵了詹姆斯·霍格的作品，此后王妃就预订了艾特里克牧羊人的诗集。

　　司各特回到家里时，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托利党人。当被控滥用职权的梅尔维尔勋爵获得胜诉，而且撤销了指控时，他举行了一次宴会。

　　司各特为这次宴会写了一篇赞歌，首当其冲被鞭挞的是辉格党人，卡罗琳娜被说成是“落难美人”，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则被描写成他的同名动物。这篇赞词引起了许多有声望的辉格党人的反感，但是当司各特感情冲动时，他是不计利害的。何况他认为辉格党政客是英国的心腹之患，而这种担心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1807年初，他重访伦敦，在大英博物馆为出版德莱顿诗选挑选材料，又是各种晚宴上众人瞩目的中心。他从伦敦的寓所——圣詹姆斯区公墓街5号——给妻子的一封信上说：“告诉你，我收到的各位大臣（当权的和不当权的）的请柬足可以装满一个托盘，这些大臣都是罕见的人物。”他告诉妻子说，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不堪入目的一群古代丑八怪。除了这些糊里糊涂的老猫之外，还有一个令人作呕的英格兰政客，他满脑袋装的全是人名和年代，而且记得十分牢靠，对此津津乐道。”司各特两次应邀到艾伯科恩侯爵夫人在圣詹姆斯广场的别墅同她共进早餐，而且被请进了女主人招待女宾的客厅，“可真够意思的！”他再次拜访了威尔士王妃。据他说，威尔士王妃“十分热情地接待我”。她陪司各特看了家里新改进的设备，而且狡黠地问他，是否害怕和她单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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