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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司各特对自己的诗作并不珍重。1812年，曾经对司各特表示钦佩的教堂赞美诗的作者利蒂希娅·巴波尔德预言在艺术、武器、国力等各个方面大不列颠将走向衰弱，而美国则将崛起，司各特在给乔安娜·贝莉的信中就此议论道：“我真恨透了这种丧气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到哪里去了，如果不是真的，那就更坏……一旦我认为梅尔罗斯的遗址和我蹩脚的诗篇会比我祖国的荣誉和独立存在得更长久，如果我权力在手，我就会炸毁梅尔罗斯的遗址，把我的全部诗篇烧成灰烬。我所有的功名心归结为一点：如果后人还会怀念我，那就让他们记住我是一个珍惜祖国的独立，而在祖国的独立受到威胁时，准备献出最后一个战士和最后一个基尼的人，即使这最后一个基尼是我仅有的财产，最后一个战士是我的亲生儿子也在所不惜。”

　　他所说的威胁不仅来自拿破仑，而且也来自美国。从1812年到1814年，英国同美国时而在陆上，时而在海上断断续续打了三年。因为美国同敌方做生意，而且不赞成英国干涉这种贸易的企图。不管怎么说吧，到1813年年底时，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爱丁堡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摄政王，向他祝贺军事上的胜利，司各特为此写了一篇贺词。这篇贺词博得了摄政王的青睐，他极力称赞这篇贺词的文词典雅。这一来爱丁堡市议会的议员们心花怒放，他们选举司各特为爱丁堡的荣誉公民，而且向他赠送了纪念品，这又使司各特满心欢喜。他给莫里特写信说：“我选中的礼品是一只英国古爵，因为我对这种器皿怀着特殊的敬意，尤其是在它装满麦酒、葡萄酒或是其他烈性饮料的时候，但这使倒霉的夏洛特惊愕不已。”这只爵的容量是2.25升，所以夏洛特感到吃惊不仅因为司各特的选择太不得体，而且由于他过于贪婪。

　　司各特举爵为之祝福的第一个人自然是摄政王。司各特自1812年由拜伦处听到下面这句话以后，越来越喜欢摄政王了。拜伦告诉他：“亲王把您置于去世的和在世的所有诗人之上……他认为您和荷马不相上下。”司各特和拜伦之间奇特却又真挚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他们两人都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家，是19世纪文学浪漫主义的开创者，初看起来，他们只有一点是相同的——瘸腿，这个缺陷使他们经常想到自己体格上的弱点，从而推动他们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过，他们还有其他一些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富有人性，慷慨大方，很有幽默感，又都善于与人交谈。虽然拜伦有时表现出抑郁和萎靡，而司各特从不如此。

　　简而言之，拜伦是艺术家的气质，司各特却是社交界的人物，而且用他那条瘸腿在大地上站得比拜伦那条好腿更加稳固。他俩的神交是在很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爱丁堡评论》用杰弗里特有的那种煞有介事的冷嘲热讽口吻评论了拜伦的第一本诗集；拜伦写了一篇讽刺文章《英格兰的弹唱诗人和苏格兰的评论家》作为回答。在这篇文章里，和这桩公案毫无瓜葛的司各特被斥为“受雇于人的弹唱诗人”、“阿波罗的不肖子孙”。

　　如果这些攻击出自评论家之口，司各特是不屑一顾的。可是这些攻击来自一位诗人，司各特因而感到受了侮辱。他对骚塞抱怨说：“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年轻的拜伦勋爵这个狗崽子骂我想用笔杆来混饭吃，虽然他对我一无所知。既然饿极了的熊连舔舔自己的脚掌都在被禁止之列，那他还有什么出路呢！我可以告诉这位出身名门的幸运儿：我没有继承大片肥沃的土地和每年5000英镑的收入，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正像他阁下不需要靠文学才能和成就来餬口并不能算是他的功绩一样。”

　　《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的头几章在文学界引起轰动，这给司各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很欣赏各章的结构、杰出的文采、激情和意境，虽然他认为这部长诗稍嫌轻佻。不久以后约翰·默里根据拜伦的叙述，向他介绍了拜伦和摄政王的谈话，司各特于是给这位诗坛同行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经济情况：“在天才的同时代人面前洗刷对我的私心和卑鄙意图的怀疑，这种愿望我想是情有可原的。”拜伦以应有的高尚态度写了回信。

　　1815年春天，他们在伦敦艾伯马尔大街50号约翰·默里家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在司各特游历伦敦期间，他们每天都到默里家促膝长谈。这位出版商回忆说，他们谈完之后，就手挽着手，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每下一级阶梯都更显出他们的跛足，这副情景是很有趣的。司各特认为拜伦最后很可能皈依天主教，而且把这个想法坦率地告诉了他。拜伦并没有表示异议，不过，日后的事实表明，他最后的岁月是在希腊，而不是在罗马度过的。他们的政治观点相去很远。譬如说，司各特不认为拿破仑是正派人，而拜伦却因为拿破仑不是一个民主派而气恼。在道德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拜伦认为，司各特不妨稍稍放纵一点；司各特却认为，略加节制对拜伦只会有好处。但是他们陶醉于彼此交往，因此不去注意这些细节。虽然他们后来只是在同年秋天又见过一次，但他们的友谊却由于通信而得到滋润，由于蒙受冤屈的拜伦被迫离开英国时司各特所采取的态度而得到巩固。

　　1816年1月，拜伦的妻子宣称拜伦是疯子而离开了他。大多数英国人，包括司各特的朋友巴克柳公爵、艾伯科恩夫人、莫里特和乔安娜·贝莉在内，都责怪拜伦，而且希望有人能出面调解，使夫妇俩重归于好。

　　然而司各特认为，既然分手的是拜伦夫妇这样的一对，而且他们的夫妇生活在社交界又是尽人皆知的，旁人干预是不合适的：“弥补这样的裂痕就像把瓷器重新粘合一样，盘子虽然看起来是完整的，可是其价值已不能和昔日相比，而且随时都可能破成碎片。”对诗人的攻击又转到了他的作品头上，人们对《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的第三章怀着冷漠的敌意。司各特拒绝加入责骂者的行列，反而为《每季评论》写了一篇赞扬的评论，使那些极力把拜伦夫人说成是伟大的殉教者的人大为不快。拜伦自然对司各特在这种时刻挺身而出十分感激，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司各特回信说：“我一向赞成光明正大的搏斗，所以不能容忍20条狗扑向自己的一个同类，我尤其憎恶的是一群荒村野狗围攻一条比他们统统加在一起还要珍贵得多的纯种猎犬。”

　　司各特很惋惜未能同拜伦有更多交往，他相信自己本来可以给自己秉性高尚的朋友以良好的影响。拜伦也有类似的看法：“我很不幸的是命运没有为我安排像这样的一位导师。”拜伦承认，如果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见的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司各特，那他就会相信人的美德了。

　　拜伦贪婪地阅读司各特新问世的每一部小说，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几乎可以把它们背下来，每年都要把它们重读一遍，而且兴趣并不稍减。他宣称司各特是自塞万提斯以来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他的宗教神秘剧《该隐》就是献给司各特的，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人，真想同他痛饮一番。”当司汤达说司各特的性格并非尽如人意时，拜伦于1823年5月自热那亚回答他说，在他认识的所有人中，司各特是最襟怀坦白、最值得尊敬、最有吸引力的人。“我敢说，司各特是尽善尽美的人的典范，我了解这一点，因为我同他有过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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