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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毫不奇怪的是，司各特在《罗伯·罗依》中发现了腹痛的余味。小说使他厌倦了，他赶紧就此刹车。有一次詹姆斯·巴兰坦到他那里去取手稿，看到笔和纸干干净净，感到十分惊奇，司各特回答说：“嘿嘿，杰米，你催促我是很容易的，但是真见鬼，当我肚子里这样乱糟糟时，我怎么能迫使罗伯·罗依的妻子说出哪怕几个字呢？”小说于倒霉的1817年最后一天问世，结果是本来已为数不少的前来苏格兰的旅游者更加增多了。考虑到这本书是在痛苦的状况下写成的，人们只能对此感到惊奇：

　　《罗伯·罗依》是司各特所有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而从艺术技巧来看，这也是他最高的创作成就之一。尼科尔·贾维和安德鲁·费尔塞维斯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人物形象；罗伯·罗依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浪漫人物；情节十分精彩，而迪·维农是司各特第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主人公。确实，陈腐的大团圆结局在这里与其他情节很不协调，引起了令人难受的印象。但司各特对这类“小事”无所谓——这只不过是他赖以塑造出这些生动典型性格的创作天才的反面。这位天才是如此高产，同样也如此漫不经心；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正好相称。如果没有这样卓越的才华，也不可能使我们如此强烈地为平庸的结局感到惋惜。为此我们不能原谅司各特，这正是他的高超技艺的证明。

　　在此以前，对司各特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们毫不怀疑，为他的故乡增添了光彩的那些小说正是他写的。但在“伟大的匿名者”的称号下玩的把戏仍继续在认真地玩着。

　　如果在爱丁堡还有谁怀疑，“伟大的匿名者”和瓦尔特·司各特是同一个人，那么他的下一部小说就应消除一切怀疑了：它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各种兴趣。司各特想摆脱最后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债务——向巴克柳公爵借的4000英镑，并在写《罗伯·罗依》时便向康斯特布尔提议出《我的房东的故事》第二集。这时康斯特布尔仍在为错过了第一集而懊恼。约翰抓住了这个时机坚持要康斯特布尔顺便买下巴兰坦的最后一批存货。康斯特布尔在心里诅咒这个家伙，只好拿出5270英镑来买这批货，而这批货的实际价值还不及这笔款数的三分之一。他还预付给司各特足够清偿欠公爵的债务的款数。这一集应包括四卷，司各特打算为它写两篇“故事”。

　　但看到第一篇“故事”——《爱丁堡监狱》引起他越来越多的想象力，他便推迟了第二篇，到一年后才以《拉马摩尔的新娘》的书名出版。其时司各特的病发作得少些了，大约五六个星期一次。大概正因为如此，他断定新的小说会比《罗伯·罗依》好。1818年7月《爱丁堡监狱》问世后，苏格兰的老住户们记不起来一本书的出版什么时候曾引起过这样狂热和欢欣。这里有使真正的苏格兰人感到亲切的一切：宗教、权利、争吵、纯朴、罪恶、革命和家庭气息。但最主要的是，作者以此满足了民族虚荣心：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完美无瑕的苏格兰女主人公——朴实、纯真、贞洁的珍妮·迪恩斯。

　　尽管如此，《爱丁堡监狱》并不属于司各特最优秀的作品之列。小说过于冗长拖沓，许多页数读起来枯燥无味：它们带有疲惫的痕迹。最可敬的大卫·迪恩斯是笃信宗教的絮叨人物的典型。看来司各特在年轻时代受够了这两种人物的罪，所以现在决定让读者分享自己痛苦的经验。女主人公过于理想化，因而不像活生生的人。文学最忌讳的就是描写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尽善尽美的美德。司各特把她描写成只有一个缺点——她稍许有些嫉妒她妹妹的幸福，但这一人性特征无论如何不符合她的性格。

　　我们知道，珍妮·迪恩斯有一个活的原型；但是与原型毫无二致的人物塑造是不能使艺术创作生动化的，即使表现出的性格具有一切可以想象的优点。文学性格必须具有恰当的复杂性和人的矛盾性，使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东西。而司各特的珍妮·迪恩斯和狄更斯的克罗什卡·耐儿，简直像天使一样。当然，小说中也有精彩的地方：居民的起义及惩治波蒂厄斯上尉，审判埃菲，珍妮和卡罗琳娜王后的谈话，等等。司各特写得最成功的是邓比戴克斯父子。

　　对邓比戴克斯老爹之死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最富有喜剧性的死亡场面。

　　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描写这一场面的人认为，他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跨进坟墓。

　　第十三章　受伤的“狮子”

　　司各特同诗歌永远告别了。他的最后一部长诗《无畏的哈罗尔德》于1817年问世，销路相当好。别人都为之高兴，惟独司各特本人却不以为然。1822年，他对乔安娜·贝莉说：“我从来不喜欢自己写的诗，即使现在也不为我的诗感到自豪。”只在编选文集时他才重新整理发表过的诗作。偶尔来访的客人会觉得，司各特对狗要比对诗偏爱得多。他去爱丁堡市内城堡街时总是由几条狗陪伴着，而在阿博茨福德庄园里狗前呼后拥使得他无法走路。

　　主人同狗之间的关系令人惊奇地和谐。司各特卧病三年期间，只有短暂好转，他因病痛每呻吟一声，狗都嚎叫一次对他表示怜悯，这越发使家人们感到忧虑。1918年司各特的绞痛病已经很少犯，但到新年伊始又犯得频繁起来，甚至加重了。1819年3月，司各特经受了非人的折磨。

　　病痛一犯就是6～8个小时，一次从晚上6点30分痛到第二天早晨4点30分，在这期间他蜷曲着身子挣扎，呻吟喊叫之声响彻每个房间，家人们看到他这副样子都吓得要死。发作之后接着就呕吐，除他原有老病外又添了个黄疸病。他一犯病就头晕眼花，两个女儿谁是索菲娅谁是安娜都分辨不清。司各特的双手布满外科双刃刀划的刀口，头脑被鸦片制剂弄得神志不清，感觉因疼痛变得迟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弓着身子躺在床上，或者由别人搀扶着去厕所。三周当中，有时不痛，但时间很短。

　　这些天里，他往往要在几小时内吞吃6喱鸦片、3喱印度大麻酚和200滴鸦片浸剂，仍无济于事。十天里，他除了就白开水吃点烤面包片、喝一调羹稀粥外，其他饮食一概不进。然而，他几乎每天都坚持要出去溜达一下，逛到他一位朋友家。人们把他放在小马身上，一路上扶着他坐在马鞍上，他自己连一个字也说不出，连手指也不能动一动。

　　即使在这种身体状况下，司各特仍然利用病痛间歇向约翰·巴兰坦或威廉·莱德洛口述《我的房东的故事》第三集，其中包括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和《蒙特罗斯的传说》。同巴兰坦一起工作比较顺手，他能够抑制自己的喜悦之情，而莱德洛为某个情节感动时就会忘乎所以，打断口述高声叫喊：“上帝，饶了我吧！”“简直不可想象。”“哪有这回事呀！”等等。司各特痛得呻吟时，莱德洛就恳求他休息一下，他总是拒绝说：“不行，威利，不行。你只要留心把门关好就行。只有离开人世我才能丢下工作。”有时，司各特边口述边痛苦地翻身。有时，灵感一来，他摇晃着身子从床上爬起，表演他的人物之间的对话，直到病痛再使他倒下。

　　上述两部小说均于1819年6月发表。作者认为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既不得体，篇幅也太冗长。在《蒙特罗斯的传说》里，他喜欢杜加尔德·多格蒂这个人物，也许是出于下述原因：“当我病情恶化，连谈五分钟话的力气都没有时，我发现在强制自己口述些胡言乱语……此时我便忘记了自己的情况。”《拉马摩尔的新娘》的情节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但以真事为基础总是妨碍司各特施展才华，以至使小说流于俗套，人物刻板。克莱根盖尔特是毕斯托尔题材的变相重复。这两个人物都不过是文学上的典型，但在小说里却是惟一有趣的人物。司各特往往因为在小说中过多使用枯燥乏味的史料而毁掉了书中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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