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39)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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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他们在斯托兹，在温德米尔湖畔休息了几天，拖延了归期。他们在一位名叫做博尔顿的富商家里做客，他邀集了政治家乔治·坎宁、教授约翰·威尔逊和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到自己家里与他们共同度过了这几天。美好的天气、极其文雅的同伴、引人入胜的交谈、到城外美丽如画的角落去郊游、出色的快艇比赛，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飞驰过去。洛克哈特在致妻子索菲亚的信中这样描述华兹华斯：“年老、高傲、自负，而且傲慢到可笑地步，看来他认为坎宁和司各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 　　他们同华兹华斯从温德米尔到赖德尔，之后又到凯斯维克拜访骚塞。华兹华斯“一路上不断激情洋溢地给我们朗诵自己的诗”，然而司各特的诗却连一行也没有朗诵；每次，当华兹华斯为了喘口气停下来时，瓦尔特爵士也朗诵华兹华斯的诗。司各特并不赞同他所说的华兹华斯的“诗的体系”，也没有想过将自己的诗与华兹华斯的诗相提并论，用他的话说，华兹华斯是“优秀的，思维最健全的人”。本杰明·希顿认为，如果使华兹华斯获得司各特那样的成功，他就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然而如果司各特要经受华兹华斯所经受的挫折，他一点也不会失去他所固有的魅力。“当司各特先生和您的朋友拜伦勋爵以如此快的速度获得成就时，请问真正的诗人还期待什么成就呢？”他问塞缪尔·罗杰斯。华兹华斯对与自己同时代的人的作品持轻视的态度，对自己的作品则持崇敬的态度。当华兹华斯想到，他只能打动少数人的心弦，同时司各特却能使许多人都慷慨起来，他当然会感到万分痛苦。然而，他生活在自己所想象的世界里，想象使他无忧无虑。　　司各特回到了阿博茨福德，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成了他的第一批客人中的一个。穆尔以自己的诗歌使司各特赞叹不已，由于他们俩人都心地善良，易于接近，对荣誉淡漠，因此相互之间立刻就产生了好感。　　“我总是发现，”司各特对艾伯科恩爵士夫人说，“文学家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在社交场合中谈话要有点不自然和竞尚辞藻，好像以为自己不是交际场合中的一般成员，而是某种少有的人物，其他的人会来看他们并感到惊喜。”穆尔也和司各特一样，善于掌握时机，自己开心，也让别人高兴，不把自己的著名诗人的地位放在心上。他到阿博茨福德还没有一昼夜，司各特就向他承认，“《威弗利》作者”的全部小说都是他写的，并就这些小说叙述了许多事情。“对我来说这些小说是金矿脉，” 　　他说，“但是最近不知为什么写不出来了，我已经创作不出像我开始写的这样好的作品。” 　　司各特于1825年11月20日开始记《日记》，这可能是他的最珍贵，并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作品：而《日记》使我们看到，在他的个性中广阔的胸怀和伟大的才智处于同等地位，所以它也是过去写过的所有这类人类文献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我们将在以后引用《日记》中最有趣和最痛苦的片断。　　同年秋天在阿博茨福德进行最后一次的骑马打猎，在令人疲劳的追捕的最后，瓦尔特爵士纵马跳过卡特雷尔——一个由壕沟和土墙组成的古老的不列颠防御工事。结果此举以马和骑手一起重重地跌倒而告终。　　司各特跌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得很厉害，以至从此以后他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马，再也不想从跃马奔驰中得到快乐了。他认为这件事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不幸而言中了。　　第十九章　大难临头　　对于那些手里有余钱的人来说，1825年是激动人心的一年。这是交易所投机生意兴隆和充满乐观希望的时期。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爆发起义来反对宗主国，而英国人就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快乐的海盗日子里一样，老远就闻到了黄金的气味。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以前在公海上干的勾当，现在是在交易所里干了。为了开发拉丁美洲那些年轻的共和国里仍处于处女状态的自然资源，许多公司一家接一家地成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很快就要得到正式承认。被称为假繁荣的传染病也侵入了英国企业家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煤气工业、铁路和酿酒业。到处都在狂热地买，疯狂地卖。股票行情像烟火一样上升，又像烟火一样跌落。到年底，发生了交易所的恐慌；银行冻结了款项，许多公司纷纷倒闭，许多人遭到破产。正如司各特在《罗伯·罗依》中所写，“早晨的寒气使人清醒过来”。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一切蠢事会连累到他自己；因此当他得知冒险投机生意坏了康斯特布尔的伦敦代理人、“赫斯特·罗宾逊公司”的大事时，感到十分震惊。　　这时司各特正忙于拿破仑传的写作。他身边摆满了书籍、报纸、手稿和其他材料，常常一连几小时伏在写字台上，聚精会神地企图透过眼镜片看清密密麻麻的外文铅字和字母。与他同时代的报纸和杂志他一般是不看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中，他比任何人都更少阅读当时的报刊。　　而现在他不得不研读过期的《箴言》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报刊。这种不习惯的工作使他感到疲倦，于是他又开始写作新的小说——《伍德斯托克》。他仍然抱有幻想，打算再买一大块地皮：凯德尔刚刚向他提出建议，假如需要的话，“拿现钱出来”，正因为如此，从伦敦传来的关于那边的事情不妙的消息使他大为吃惊，简直不愿意相信。无论“赫斯特和罗宾逊”遭到什么样的不幸，都会给康斯特布尔和巴兰坦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三家公司在出版和销售“《威弗利》作者”的小说方面是密切合作的。他寻思道：“1814年我就有过教训，我本应从中得出结论，但成功和富足使我把它忘了。” 　　不幸正是在这里。他对事务的忽视是由于一种简单的原因：他讨厌一切赚钱手段，当然除了使他感到快乐的写作以外；由于他生来习惯于驱散关于他觉得可鄙的事物的念头，因而对于自己的财政状态，他没有一点点概念。“多操心多烦恼”这一格言对他来说就是法律，正如对一切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的人一样。康斯特布尔证明，在他的公司和作者的一切业务往来中，“司各特总是表现得极为好说话，极为宽宏大量，和他打交道时不需要提出任何条件和前提。而这在别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有时候他从幻想中惊醒——他幻想要把阿博茨福德扩大多少英亩，幻想写新的小说，这时他便发挥出一个远离事务的人被实际事务吸引而着手干起来时那种狂热的积极性。这时他总要嘱咐詹姆斯·巴兰坦要经常地去自己的印刷所看看，因为重要事情是不能转托下属和小人物的；并劝导他说，像他这样才干出众，诚实正直，理智健全的人是没有权利让懒惰和把一切束之高阁的习惯损害他的品质的。有时司各特要求每星期向他提供关于公司及其财产状况的详细报告——“以便使我不必什么都亲自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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