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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他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调对她说过话。就在这一瞬间，她与他之间的鸿沟变得难以填平了。他只想到艾格尼丝举止失礼，缺乏教养，引人注目，没有想到一个女人做了人工流产以后肉体上的痛苦和负担。他本来应该抚慰她，却竟然对她吆喝起来。艾格尼丝失望了，她断定，厄恩斯特原来与一般把妇女当作家庭奴隶的男人并没有多大区别。而在厄恩斯特这方面，他固然珍爱艾格尼丝的独立精神和上进心，佩服她的坚强意志，全力支持她的求学和工作，但他怎样想也想不通，为什么她就不能同时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他需要一个安安稳稳的幸福家庭，渴望享受夫妻厮守、子女绕膝的乐趣。这本来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而艾格尼丝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统一起来。两次了，她就是不要孩子，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这使厄恩斯特受不了。他们的爱情的绚丽的罗曼蒂克色彩一天天地消失，两个人之间的裂痕也一天天地加深了。厄恩斯特终于看出，艾格尼丝作为妻子永远也不会快活，而自己作为丈夫也是永远无法使她快活的。

　　这年秋季，艾格尼丝回到圣迪戈去继续工作，厄恩斯特离开了运河工地，在圣迪戈开了一家加油站，买了一辆汽车，艾格尼丝很快就成了一个熟练而大胆的驾驶员。艾格尼丝参加了一个名叫“自由论坛”的组织，并且成为这个组织的秘书。自由论坛的工作成了她课外社交活动的主要内容。她请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到学院里来演说，包括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诗人拉宾南特拉德·泰戈尔，主讲墨西哥形势的林肯·斯蒂芬斯和主讲爱尔兰民族运动的科内林·利汉，还有1916年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阿伦·本森。艾格尼丝和厄恩斯特的家成了社交活动的中心，艾格尼丝在家里接待西部牛仔老乡，和他们一起弹吉他，唱民歌。

　　可是艾格尼丝的心里充满了痛苦，要维持和厄恩斯特的婚姻是越来越困难了。厄恩斯特离开运河工地到圣迪戈来，原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跟妻子在一起，现在他也发现两颗心已经无法靠近了。厄恩斯特终于首先提出了离婚。他对艾格尼丝说，他们的友情将保持到永远，如果艾格尼丝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去帮助她，无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艾格尼丝孤零零地留在了圣迪戈。这时候，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她丢失了钱包，钱包被人交到圣迪戈师范学院院长爱德华·哈代手里。他打开钱包想知道失主是谁，发现了一张粉红色的社会党党员证，上面是本学院中专部教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名字。他把她叫来，辞退了她，并建议她马上离开此地，否则她的妹妹，默特尔·史沫特莱，明年毕了业就不可能得到教师的职位。

　　艾格尼丝决定离开圣迪戈到纽约去找工作。与厄恩斯特的婚姻使她难忘，但没有怨恨。后来她在一封给好友的信中写道：

　　我脱离低水平的思想、生活和文化，靠的就是他的力量，他是我惟一的支持。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认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活。我没有遗憾，但我很难过他受到了创伤，而他是爱我的。只有一个能为我受苦的、爱我的男人才能帮助我。我欠厄恩斯特的比他所能设想的要多得多。

　　厄恩斯特后来跟一位名叫埃莉诺的姑娘结了婚。埃莉诺温顺、善良，家庭生活十分和谐、幸福。厄恩斯特一家与艾格尼丝一直保持着真挚的友谊。艾格尼丝在《大地的女儿》中曾经以深情的笔调回忆道：

　　我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顽固不放，使厄恩斯特吃尽了苦头，尽管如此，他不但没有责备我，还从心里安慰我。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他的妻子也是一位与其相配的热心肠妇女。我深深感到，生活在他们的友情当中无限幸福。我们能以好朋友相处是我的幸运。

　　第三章　渴望

　　1916年底，离了婚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她第一次从中西部的原野和小镇投身到这个被高楼大厦挤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阴暗冷漠、没有一点生命绿意的灰色的大城市，孤独和无所适从的感觉紧紧地缠绕着她。她可以投奔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在纽约当中学教师的索伯格·布伦丁，虽然她不知道索伯格和厄恩斯特的父母会对她采取什么态度。

　　慈祥善良的布伦丁妈妈像接待出远门归来的女儿一样接待了史沫特莱，安顿下来以后，她就把大城市里待人接物的礼节一样一样地教给她，还送给史沫特莱一顶大方得体的帽子，要她在申请工作跟雇主面谈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

　　史沫特莱不久就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

　　她没有住处，只好跟索伯格一起住在小公园旁边的格林尼治村。格林尼治村是一个小小的住宅区，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社会党及其外围社团组织的成员们。索伯格也是个社会党员。史沫特莱通过她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包括简·亚当斯、玛格丽特·桑格和亨利埃特·罗德曼，她们都是当时最出色的女性，妇女解放运动的领油。她们的妇女解放观点和史沫特莱在坦佩师范学校时形成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史沫特莱和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朋友在一起总觉得自惭，因为她不像她们那样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每当史沫特莱流露出这种情绪的时候，索伯格就安慰她，说学校也不一定教给人有用的东西。史沫特莱反而生了气，觉得她们这种出身富裕家庭的人，自己有了足够的受教育的机会，书读够了，反而不了解穷苦而无权的人们的需要。

　　史沫特莱在纽约白天当秘书，晚上在纽约大学上夜校，生活忙碌而艰辛。但史沫特莱已经习惯了拼搏，她意志坚强，虽然这是一种未经雕琢的粗糙的坚强，但她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毫不退缩地干下去。此刻她坚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她既自信，又充满着把信念化为行动的热情和勇气。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打了两年多，美国公众时刻担心美国被卷入战争。这年威尔逊总统正在争取连任下一届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演说中许诺排除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性，提出“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的口号。史沫特莱也像许多社会党人及其支持者那样，投了威尔逊的票，但她很快就后悔了。威尔逊再次当选以后，对大军火商言听计从，参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史沫特莱和她的中产阶级朋友们一起，投入了反战运动。她比她的朋友们更清楚，被卷进残酷的战争机器变成炮灰的，正是那些年轻的劳动者，是像她自己一样的穷苦人。

　　反战的宣传和参战的宣传，反战的游行和参战的游行同时走上了纽约街头。社会党人、工会和国际产业工人联盟是反战的中坚。占统治地位的参战势力得到政府的支持，用美国所特有的捏造和诬陷手段对反战派的领袖进行迫害。以《天国的馅饼》等歌曲闻名世界的诗人乔·希尔被投入明尼阿波利斯的监狱并被处以死刑。在旧金山，有人向参战游行队伍投掷了炸弹，工会活动分子托姆·穆尼被诬为杀人犯，遭到逮捕，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由于社会各界的抗议，穆尼在1939年恢复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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